京东大地的肥沃土壤中，生长着曲艺艺术的朵朵奇葩。在20世纪前半页，各大曲种争奇斗艳，一时极盛。随着城乡生活情况的转变以及传媒环境的革命，大部分曲种逐渐衰微，但是与京东曲艺关系紧密的二人转等艺术门类却应运而生，焕发出蓬勃的活力。《燕赵印迹》选择唐山、秦皇岛地区最有影响的一个曲种——乐亭大鼓展开深入探究，循着大鼓艺术传承发展之路，踏过城乡各个角落，记录它的历史命运。
时间：5月4日
地点：唐山市凤凰山公园曲艺小剧场
受访人：贾幼然，原名贾连凤，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原河北省曲协副主席、原唐山市曲协主席、原唐山文联委员、原唐山市政协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亭大鼓靳派传承人，唐山第一乐亭大鼓名家。
赵凤兰，贾幼然夫人，1944年生于永清县，1999年由唐山市戏研所退休。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传承人。
王金良，男，1947年生于河北唐山，著名弦师、曲史专家。曾任唐山市群众艺术馆戏剧部主任，系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曲艺家协会会员、唐山市曲协理事。
在座的曲艺家还有：唐建文先生，段荣华、段少舫一系“段家书”后人，原唐山曲艺团的诸位曲家，骆玉笙先生的得意弟子罗君生先生夫妇，青年相声艺术家王康旭等。
唐山市区，凤凰山公园，当代曲友的聚会中心。已故评书、西河大鼓名家段少舫女士的哲嗣唐建文先生在此建起一座小剧场，作为唐山市区京东曲艺的大本营。已经风流云散的唐山曲艺团以曲社形式每周在此活动。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亭大鼓代表性传承人贾幼然、赵凤兰夫妇，京东第一弦师、曲艺史专家王金良先生等曲界名宿在曲社演出之暇接受了《燕赵印迹》的采访。
初识鼓书
贾幼然先生从学艺之初说起：“1941年11月15日，我出生于滦南县司各庄镇四贾庄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我上了二年半学——一年级未上，三年级上了一半儿，后来在家里干活儿。我们那块儿最流行的文艺就是说书，唱评戏的都很少。我很喜欢听书，到处追着听，从这个村儿追到那个村儿，从那个村儿追到这个村儿，为了听书能追二十来里地。说书都在晚上，因为白天要干活儿，晚上再听书就容易乏，有时候我听完就睡在书场里，半夜睡醒了，或者是冻醒了再回家。
“我爸爸也好乐儿，在我们村评戏班里打板鼓。我的叔伯三哥贾连红是个算卦的盲人，他也会唱，没事时曾教我唱几句。
“我13岁那年秋天，附近赵庄的盲艺人李恩科来到我们村说书。他是我们庄的外甥——他姥姥家在我们村。村里有位本家二哥叫贾秀明，知道我好唱，就找我说：‘我介绍你去学说书咋样?’我说：‘行啊。’到了李恩科那儿，我就把学来的几句唱给他听。他说：‘嗓子挺好啊，那就跟我去学说书吧。冬天自己带着粮食到我那儿学，我就教。’”
《唐山曲艺志》载：“李恩科(1917-1986)，滦南县坨里乡赵庄村人，艺名河春，幼年患‘天花’致失明，后由王恩山(乐亭大鼓名弦师周玉刚之徒)代收为师弟教弹三弦。十七岁时为乐亭大鼓艺人张子春伴奏。十九岁时为乐亭大鼓艺人张子山伴奏，并正式拜张子山为师学唱。”
李恩科多年在东北行艺养家，曾在1952年返乡创办私人性质的乐亭大鼓学习班。培养学员一百多名。著名乐亭大鼓演员贾幼然、刘志山、赵恩潮、周振江等，均曾在他的学习班中学艺。(注：本文中补充的资料，如无特别说明，皆出自《唐山曲艺志》)
“秋后，父亲背着粮食带着行李送我学习去了。学了一个月，下月的粮食没送到，师父就说：‘你想家么?’我说想家——第一次离家嘛。他说：‘想家就回家看看去。’我说行啊。他说：‘走的时候带着行李，多住两天。’我就回来了。
“我父亲一看到我就问：‘怎么回来了?’我说：‘想家，老师叫回家来了。’父亲说：‘怎么还带着行李?’我就说老师让我多住两天。后来我爸一琢磨，明白了——这是嫌粮食没送到。于是就把这事告诉了中间人贾秀明。
“贾秀明一听，就生气了，说：‘太小看人了，差一个月粮食就不让学了?别去了!’第二年秋后，李恩科又带着徒弟找我下乡演出去。贾秀明就说：‘你别找他了。我们一个月粮食没送到，你就把他打发回来了，这么久不闻不问，现在要演出了，你才带他走?不去!’把李恩科撅出去了。贾秀明二哥说：‘你愿意干这个么?’我说愿意。他说：‘愿意干咱就找个更好的，我带你到唐山找靳文然去!’贾秀明过去当过伪军，我师父靳文然则在村里干过一段儿办事员，他们那时候有过接触，后来贾秀明从伪军部队里开小差回家了。所以两人是认识的。”
靳文然(1912-1964)，原名成彬(斌)，曾用名质儒。滦南县城镇靳营村人。曾向丁佩城、戚用武学习大鼓的演唱，1933年开始独立演出，主要活动于滦县、乐亭、昌黎三县。1947行艺于唐山，以《满汉斗》、《破宿州》、《三省庄》、《拿花蝴蝶》等中篇书赢得观众喜爱。他曾先后与著名弦师贺连起、高荣远、唐俊山搭档行艺，并与戚文峰等人在万顺书馆、声远书曲社等地举办过乐亭大鼓曲段专场演出。
正式拜师
贾幼然：“15岁那年秋天，父亲和我跟贾秀明二哥去唐山拜师。当时从市郊去唐山没有汽车，交通工具只有马车，我们也没雇上，只好走路过去，走得我两脚都是泡。当时唐山还有天桥，二哥带我去看。因为脚不得力，二哥搀着我上桥，刚一上去，天桥下‘嗡——’的一嗓子，把我吓得坐倒在桥上。我说：‘这啥怪物呀?’他说这不是怪物，是火车。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火车。
“到了市里见了靳文然师父，师父说：‘晚上我下了业务你上我那儿去。’业务就是演出，当时只有京剧团是国营的，曲艺团则还是民营，自负盈亏。和师父联系完了，我们住了店，晚上看了会儿评戏。那时候我还会抽烟，我二哥说：‘你明天就是学徒了，不能再抽烟了。今天晚上你抽够了，明天就戒。’那时候我不明白什么叫‘戒烟’，就知道不让抽了。于是晚上买了两盒烟紧着抽，只抽得嘴又木又苦，啥味儿都不知道了，后来就戒了。
“晚上十点多钟，师父下了业务，我们来到他家里。那时候师父租住在小山下坡5号——小山是唐山戏园子集中的地方。家里有他俩儿子、一个老伴儿。师父老家住在滦南县城靳营，家里有父亲、侄子，还有另一个老伴儿——他一共俩老伴儿。”
王金良：“和靳文然先生住在唐山的夫人是付连云，她为靳先生育有两儿一女，两个儿子地震时都去世了，现在仅剩一女。住在老家的夫人生有一女，好像也有一个儿子。”
贾幼然：“见了师父，师父就交代了，说：‘收徒讲规矩，一、要写契约;二、要请客摆支，但现在到了新社会了，就把这都免去;三、要磕头——磕头也不要了，改成鞠躬。咱们不写文书，但口头得讲清楚：一、学三年孝三年，就是说学习三年应该走，但不能走，要演出三年，把挣的钱给我。二、车前马后，走死逃亡，寻河觅井，与我无关。也就是说，这孩子出了什么问题，都别找我，我只教艺术、供他吃穿。’我是小孩，不表态，父亲同意了，叫我鞠三躬、叫师父，就拜完师了。”
王金良：“‘摆支’是乐亭大鼓行话，特指收徒时请客吃饭。客人既有同出一支的师门成员，在宴席上，师父会给徒弟介绍各位同门;也有出自别支的同行，他们是拜师仪式的见证人。”
《滦南民俗文化》一书中记载了当时大鼓艺人正式拜师的一些习俗：“拜师学艺要有引师和保师。引师为引荐者，保师为担保者。拜师仪式上要先拜祖师爷周庄王(像或神牌)，拜南海观音、清音童子、鼓板真人，再拜师尊、师伯、师叔。拜后纳入宗谱，正式入门。大鼓艺人宗谱排序为：玉、月、和、德、来、学、文、志、华、开。十字排完，从头循环。旧时拜师要订牛皮合同，第一年师不教徒，只跟着听和伺候师父;第二年‘跑梁子’，即教故事梗概，主要故事情节叫‘坨子’;第三年授‘穰子’，即教场景的描述。学乐亭大鼓，开始‘武(段)学《草船借箭》’、‘文学《拷红》’。三年期满，出徒后再奉献师父一年，即收入归师父。四年满，徒弟走前师父教‘顶门杠子’。”
另排宗谱
靳文然先生收贾幼然先生为徒，不仅在收徒仪式上多有改变，在宗谱排序上也与前人大有不同，原因之一就是靳文然先生似乎并不太清楚自己的师承脉络。
贾幼然：“我师爷是戚用武，城戚庄人。戚用武在乡间专职干这个，可能去过东三省乡间卖艺，但没去大城市演出过。我师父不是‘文’字辈儿的，只是号‘文然’而已。唐俊山老师在唐山曲艺实验队的时候曾问过我师父：‘你是哪门的?’他只说：‘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哪门的，但是我师父是“德”字辈的。’后来我听唐俊山老师说我们属于‘青门’。师爷再往上的，师父没有告诉我。”
戚用武(1895-1942)，乐亭大鼓艺人。字宗周，号“压三珍”。滦南县高庄子乡戚家庄村人。拜师冯福昌(一说拜师王德有)。当时冯福昌已八十岁左右，由其子冯殿增代教。戚艺成后，影响超过当时很有名的乐亭大鼓艺人许珍、张珍、郑珍，故人称“压三珍”。20世纪30年代起与名弦师周玉刚搭档演出……以唱“三国”曲段见长，当时有“要听三国书，去找戚用武”的说法。他还吸收姊妹艺术，编出“西皮尾子”唱腔，丰富了乐亭大鼓唱腔。
戚文峰(1913-1976)，乐亭大鼓艺人。本名勇(永)，字鹤年，艺名文峰。滦南县高庄子乡戚家庄村人。民国十八年(1929年)拜本村乐亭大鼓艺人戚用武学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夏，曾与靳文然邀集陈文焕、唐俊山等当时的乐亭大鼓名家，在唐山万顺书馆组织乐亭大鼓小段专场演出，壮大了乐亭大鼓在唐山的声势。1959年任唐山市曲艺团行政团长。
根据《滦南民俗文化》所述，当时大鼓艺人拜师时，师父要引导徒弟拜师尊、师伯等人，不可能对其师承关系如此模糊。根据贾先生的介绍，按照乐亭大鼓说唱艺人的宗谱推断，靳文然先生应当是“来”字辈的。但是事实上，靳文然先生招收徒弟以后，给弟子们取的艺名显然将旧有的“玉、月、和、德、来”的那一套宗谱置之度外了。
贾幼然：“我是师父的开门弟子。我去了一个月，到十二月中旬，突然来了一个小黑小子，背着行李来拜师。他叫刘瑞丰，滦南县杨家庄人。师父不认识他，奇怪地问：‘你连中人、保人都没有，就要学乐亭大鼓?’原来他本打算拜滦南佟文彬为师，佟文彬不收他，就写了张纸条介绍给我师父了。佟文彬是我们一个门儿里的师叔，但不是一支的。”
佟文彬(1919-1976)，家名向阳，艺名来春，滦南县柏各庄镇庄五庄村人。乐亭大鼓艺人。十三岁拜戚德旺为师习乐亭大鼓。六年后出师，在家乡一带演出。二十一岁去关外，到锦州、北票、阜新、义县等地演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到唐山市，在万顺、同义等书馆演出，后来一直是唐山市曲艺团的主要演员。1976年在地震中亡故。
“刘瑞丰暂且吃住在师父家，和我同吃同睡有一个月，某一天突然不见人了。我师父很着急，但是没地儿找他去。第二年八九月份的样子，忽然接到他一封信，说他到东北唱去了。
“师父第三个徒弟叫高凤先，艺名‘高小然’，1956年入门。那年后半年来的还有小师弟艺名‘刘少然’。少然现在还在世。我们起名字都按着师父的‘然’字走。”
正式学艺
贾幼然：“拜师时师父没怎么考我，就听我唱了唱，说：‘嗓子很好，但有一样，你从此别唱了。’我说：‘为啥别唱了?’他说：‘你嗓子很好，但唱的是“悠答调”，声音悠答悠答的。’我说：‘多长时间别唱了?’他说：‘一个月。’我说：‘这一个月干啥?’师父说：‘学词!我给你词，你就背。到剧场听我唱。’我师父教书的特点就是不教，就是让你听。
“师父上过二年私塾，自己会编会写。那时师父就把大鼓本子写下来给我，自己不留底稿。至于念什么怎么念，师父不管，我都是靠自学的。我小学念了一年半，很多字儿不认识。师父没时间教字儿，那时候为了学文化，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小山下坡住时，我去找卖药的、看门的请教。后来搬到小山大街5号住，我就去问过卖酒的、卖药的、卖肉的。师父这些书稿现在都没有了，怨我也不怨我——‘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就把这些书装了两大麻袋，送到了我父母家，让他们帮我保存。我弟弟见了这些书可新鲜了，拿出去看;别人见了，说这书好啊，借我看看。就这样一本一本都散出去了，连抄本也没了。
“现在艺校学生早上上文化课、体形课、乐理课，周一、周二、周三是四节专业课，周四、周五三四节上两堂课，五六节上两堂课。我们那时候在师父家吃、穿、住，师娘把钥匙都交给我了——几个徒弟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喜欢我。我们洗衣服、买菜、做饭……我一边给师父干家务活儿，一边从早到晚不停地背段子，边走路边背，跟得了魔怔似的。街坊邻居找到我师父和师娘说：‘你们收了个魔怔来了吧?他一边走着道儿呢，一边嘴里边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那不是魔怔神经病嘛!’其实我那是曲不离口。
“‘学三年、孝三年’，我们徒弟们哪一位都没有做到。我1955年到唐山，当时唐山有个民营曲艺组织叫‘曲艺实验队’，我就在曲艺实验队跟着演出，开了份儿钱给师父，我在师父家吃住。1956年10月曲艺试验队与唐山市另一个民营曲艺组织小山下坡的评鼓艺术社合并，组建成唐山市曲艺说唱团，曲艺团也是民营组织，但编制、工资、一切福利待遇和组织形式按国营走，有书记、团长、秘书和会计等国家干部。后来曲艺团的工资按月开支，收入就不给师父了。1959年10月我学成出师，不在师父家住了。离开的时候师娘特别不乐意——家里少一帮手。那时他们的两个儿子都托养在外面保姆家里，还有一个闺女是我帮着照顾的，我就和师父家里人一样。”
初入曲艺团
贾幼然：“建立曲艺团后，还有一段时间是分散演出经营，但作为集体经济，要交公积金。1962年大家归团。我和师父一块儿参加的剧团，师父当业务团长，不管杂事专管业务，我当上综合演出队队长。归团以后建立了唐山曲艺学员队，当时有西河大鼓、乐亭大鼓、相声三个学员班，那时候我已经出师，是团里的青年演员。
“1964年，我师父正赶上省汇演，那时候讲阶级斗争，我师父就整天写鼓书，持续有半个月。书馆里人就找他，说：‘你师父哪去了?你能不能跟你师父说说，我们想看他演出了。’我就跟师父说：‘师父啊，有个事想跟您商量。观众有十多天没听您唱了，您能不能唱啊?’他说：‘中啊!’我说：‘啥时候给您安排场子啊?’他说：‘明天晚上吧!’我安排的是最后一场。
“师父那天晚上穿上了新大褂，唱的是他自己写的《挑女婿》，讲的是建设山区的故事。我好久没听他唱了，就坐在侧幕那儿听。那天晚上师父嗓子特好，连点儿刺儿都没有，特亮!我坐那儿老老实实听了一段儿。师父唱完了，我给他倒碗水，我师父就下来了。我看师父都出汗了，说：‘师父太卖力气了!’他说：‘观众喜欢，咱能不卖力气么?’水碗递到了师父手边，师父没接好，碗掉下了。这时，师父说：‘手怎么这么麻呢?’我赶忙再给他接一碗，师父已经动不了了，头往后一仰，我就赶紧找医生。医生给他扎了半天针，不管事，我连背带抱把他送医院去了。当时省里周部长、白芸市长非常关心，第二天从天津、北京、上海请来三位专家诊治。这时师父眼已经瞎了，如此维持了两个多月。10月10号我去搞‘四清’，唱阶级斗争的段子。12月师父没了。”
王金良：“靳文然先生当时住在距小山很近的人民医院，在医院抢救了九十多天，这打破了医疗史上的纪录。”
两度改行
“从1967、1968年开始，办学习班搞斗批改。到1969年12月，就不让我上台演出了。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我不愿意参加任何组织，这个时候我就不吃香了，只好靠边站。当时把我分到东矿卖粮食，把赵凤兰调到了新团练杂技，我们的孩子送回老家去了。后来我托关系把赵凤兰调到了唐家庄卖饭。一改行我感觉到哪哪都不适应。有二年多的时间，我一句都没哼过。
1968年年底，在各团基础上组织了四个新剧团：京剧团、歌舞剧团、文工团、唐评话剧团，曲艺归文工团，包括曲艺、杂技、皮影。组织新团的时候没要贾幼然。
“1972年2月14日，我又被调回来了。听说在一次茶话会上，当时的副市长贾同海想找我师父的传人写点儿宣传稿，听说我在卖粮食，就要求把我调回来，安插到曲艺杂技队工作。当时我的家在矿上，想一周回一次家，就问单位：能不能报销车费呢?他说那不行。我说我一趟五毛多，两趟一块多，一个月就是四块，我负担不起，不干了。
“到了1974年，矿里工会又来找我了，因为工人喜欢听大鼓。我和赵凤兰被安排到了行政科，演出乐亭大鼓。”
震后余生
震惊海内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很多曲艺界人士不幸遇难，京东曲艺事业蒙受了巨大损失。回忆起地震，贾幼然先生的描述绘声绘色：“地震那天，我和赵凤兰演出完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一点多钟，赵凤兰已经睡着了，我却难以入睡，坐在床上翻阅党报。这时候外面一阵轰轰隆隆的响声，把赵凤兰惊醒了。她问：‘下雨了?’我往后窗一看，咦?窗户特别红，就像45瓦的灯泡似的。接着就感到屋子先是南北晃动，渐渐变成西北—东南方向的晃动。我们还没有找到哪个地方可以藏身——本想藏到桌子底下去，就在这时，震动加剧，我们抓住了窗户棂子，忽然‘哗’的一声，屋子从西北往东南塌了。我们两口子站在那里，脑中一片空白，只见我们屋的檩子也飞到西屋去了。仓皇失措之间，我们才发现自己被从窗子中震出来了。就这么着，我们光着身，穿着小裤头，光着脚跑开了。
“在矿里待到1979年，市里准备把我们调回去。在此之前，市里已经开始通过电话或文件往回调人了，就是原来做什么还回去做。结果矿里不同意，我也不愿回来，赵凤兰愿意回来。我说我不唱了，不回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当时升了俱乐部主任，支部也开了会批准我为预备党员，我担心回去后没人批准我转正。负责调我的人回信说：‘调回去还可以转正。’我说：‘要想调我，就必须由宣传部开始下调令调我们回去，不然不回去!’于是宣传部下令，把我和赵凤兰调回曲艺杂技团。我说：‘我还有一个条件，我要回去，必须把唐俊山带走。’唐俊山就是给我师父弹弦儿的唐老爷子。那时候他将近55了。他们说：‘唐俊山调回去就该退休了，怎么调他?’我说：‘您要不调，我就不回去。老爷子干了一辈子大鼓，到最后把人家赶走不让回来?’他们说：‘不成!’结果我和赵凤兰先回去报到，然后我把唐俊山的手续给跑回来，也落到了曲艺杂技团。
“唐俊山好像是跟他父亲学习的。他的父亲叫唐子阳，是说乐亭大鼓的，唱得不好但白口好。唐俊山生来闹眼睛病，但是还隐约看得见。他开始学唱乐亭大鼓，父亲让他学弹弦，他不愿意学，他父亲就打他。他就是被打出来的，活动在东矿一带。我师父靳文然是1947年进的唐山，唐俊山大概是1950年或1951年进的唐山，他们俩长期合作。我师父的改革，前期和贺连起不可分割，后期和唐俊山不可分割。”
唐子阳(1879-1944)，乐亭大鼓艺人。唐山市郊双桥乡唐家庄人，拜师孙德。艺成后主要活动于滦县、乐亭、临榆(今山海关、抚宁)一带。临榆人曾将“玉华的影(皮影)”、“唐子阳的书”和“花鞋的喇叭(唢呐)”合称为当地“三绝”。
据石仔在《乐亭大鼓座谈会(资料集)》中发表的《老弦师唐俊山》可知，唐俊山，本名鹤，号鸣文，艺名俊山。1959年1月，唐山戏校增设曲艺班，教授乐亭大鼓，唐俊山和陈文焕被聘为教师。
曲艺团的兴衰
贾幼然：“调回曲艺杂技团后，我被任命为曲艺团副团长，主管曲艺这一块儿。尽管地震中亡故的曲艺演员不太多，但这一块儿当时没有几个人：落实了政策回来的人都上了岁数，大部分改行的演员还没调回来。我就往保定、天津等地四处找人回来工作。在天津，我找过李伯祥，他问我：‘我到了你那儿能给我多少钱?’我说：‘按曲艺杂技团演员目前的最高工资开，一百零八。’那时候在矿上，我最多挣四十七块五。他说：‘一百零八也行。’我说：‘我这就回去汇报，行的话给你来信。’我回去一汇报，局长说：‘多大能耐，就挣一百零八?不行!不能超过潘学勤!’那时候潘学勤月薪一百零八。局长不同意，要不李伯祥就来唐山了。
“就这么着，我东奔西跑，拉来的演员倒有一车。一演出，效果还不错，反映还挺好。
“我来曲艺杂技团的时候，这里都是由草班子演出。到1980年2月份，百花曲艺厅基本建起来了，我们就到百花曲艺厅演出。开始挺不错，到1984年以后就渐渐不行了。不行了怎么办?我们得活着呀!没辙了，我就找局长想办法。他说：‘你们搞点儿副产?’我说：‘那干啥呀?我们都是唱大鼓的。’他说：‘你贷着款买录像、放录像吧。’我说：‘那可以，你给我担保吧?’
“正局长一听，说 ：‘不行，不能担保，那是没准儿的事!’副局长想担保，可正局长不让，就说：‘我给你们联系个渠道，你们先借，演完了挣了钱再还我吧。’就这样，从他那儿借了两台放录机，开始录像，这才吃上了饭。
“1984年6月份实行改革，文化局的正局长、副局长找到我说：‘你们曲艺的负担小，你们都有积蓄了，别的团都没有(那时候我们团积蓄五万，已经很不错了)。你们先走一拨人，搞承包。组织不收你们钱，你们都能活着。后来大部分演员都走了，曲艺团退休和顶工的演员共剩下七个。这会儿我也搞承包了：说大书的搞了一组，说相声的搞了一组，互相搭配着演出。10月份我下乡演出，曲艺杂技团有人找我说：‘你回去吧，承包不下去了，吃不上饭了!’这样，我又回来了。
“回去后继续放录像，到1986年，又开始分配了。局长把我找去说：‘曲艺杂技团你准备咋办?’我说：‘没办法，宣传部不给进人，是干部能往里调，不是干部不调，新老演员不能更替。我看十年二十年之内的形势不会好转。’局长说：‘那就分配吧，你把名单列列。’我说：‘我不列，要列你列!’
“后来，我和一些演员被分配到了小剧场(原来的百花曲艺厅)放电影，演员就变成了杂役员。当时没有人辞职，因为辞了工作没有活路。退休顶工的演员基本上没有了，都被分配到了体育馆、图书馆、新华书店之类的单位。这时曲艺杂剧团还剩下五位演员，他们是赵凤兰、贾幼然、王金良、唐桂生、方志清，叫‘曲艺种子’，这五个种子保住了曲艺杂技团的名字，把曲艺、杂技两个单位的劳保都归入我的名下，由我管理。”
王金良：“有这五个人在，就能保住曲艺团的牌子，这些退休人的劳保就有了管理单位。”
贾幼然：“维持了几年之后，弘文公司成立，想借我们的办公室，我就常常借给他们。有事时就上单位，没事时就在家里。那时候‘种子’唐桂生、方志清总被京剧团借用，借一两个月回来了，又借一两个月又回来了。后来我说别借了，要的话给你们。结果他们没要，因为他们没有名额。后来唐剧团也来借，他两个就被调到了唐剧团。王金良调到了曲艺馆，赵凤兰的人事关系转到了戏研室。在赵凤兰调走之前，我给市委常委打了个文件，要求把曲艺杂技团的十三四个成员合并到文化馆(曲艺馆)，因为文化馆经费有保证，收入较高。文件交上去后，上级在纸条上批了个字，说：‘人员合并可以，但经济来源不变。’
“此后，我一直在忙着为退休老演员跑各种医疗费的报销工作。2001年，我60岁，从曲艺团退休了。从我这儿曲艺团就彻底告终了。成立曲艺团时我最小，解散曲艺团时我是最后一个。”
乐亭大鼓的女艺人
赵凤兰：“我1944年8月21日出生于永清县一个富农家庭。我从小就喜欢文艺，村里有评剧团，我就跟着评剧团唱个小孩儿之类的角色。我妈不想让我学，但我爸说学这个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支持我学。一开始我学的是西河大鼓，学了几个月就回家不再学了。1956年我到唐山市曲艺团参加曲艺组织，那时我十三岁。在曲艺团，我们这些小女孩儿都被分配给不同的先生当徒弟。我的小嗓子、小样子都挺好，就被分给靳先生做弟子，说是‘名师出高徒’。”
王金良：“民国前没有女大鼓，赵凤兰应当是新中国以来第二代女乐亭大鼓艺人。”
《燕赵印迹》：靳先生爱教女学生吗?
赵凤兰：“没有爱不爱教女生的问题，这个得团里说了算。拜师的时候没有‘排字’，没有磕头，只鞠躬。以前本来是唐俊山老师教的我，后来我跟了靳文然学大鼓，唐老师很不乐意。他想不通：‘为啥弹弦的教出来的有点出息的好苗子都得给了有名儿的说书先生呢?’(赵凤兰老师平时由弦师唐俊山先生指导。)我当时作为小孩儿，没有什么想法，就觉得夹在两位老师中间不好过。比如靳老师今天教我们唱‘升了大帐’，唐老师偏让我们唱‘升了大寨’。为此，戚文峰团长劝唐老师说：‘你别生气，谁教出来的都是国家的苗子。“升了大帐”就是“升了大帐”，别让孩子们在中间为难。’
“但是靳先生以业务为主，一边创作一边忙团里的事，没时间教我们，我们还得跟团里面的先生们学。那时候我们有男女宿舍，常常在宿舍上课。我的表演是在艺校进修的。1958年成立了唐山艺校，把我们学校的陈文焕老师、唐俊山老师都调到了艺校，我也跟到艺校学习演唱兼表演。那时候教身段表演的是评剧老师，1958年唐剧创立，我们和唐剧的学员一起练基本功。那时我们学得很严格，假如今天老师教了新东西，明天就得表演给老师看，和现在的孩子们不一样。贾幼然不赞成在乐亭大鼓中加入表演，他唱得好。我唱不过他，就在结合表演上发展。
《燕赵印迹》：您二老是如何恋爱结婚的?
赵凤兰：“我们在一个团，他十八九岁了，我们才十五六，因为他业务好，小女孩儿们都很崇拜他。我出身不好，是‘富农崽子’、‘臭小姐’，在‘文革’中特别受排挤，生活和工作各方面都受到了影响。那时候团里有什么好事都轮不上我，我也没有资格参加组织，只有看的份儿。他出身好，在团里吃香，我就想找个出身好的当靠山。那时候都讲究参加组织、戴红袖标，我跟他凑合凑合，也能戴上红袖标。”
贾幼然：“我长得不怎么样，但我唱得好，当时的学员都知道靳文然有个小徒弟叫贾幼然，赵凤兰也知道。那时候农村搞对象的唯一标准就是老实、会过日子，特别省心，而她就特别实在，业务也好。”
不过两位先生婚后生活并不理想。赵凤兰：“我们1967年结的婚，1965年就没有舞台了，我们已经改行了。6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把孩子都看得特别淡薄，主要关注业务。那时候一有演出，说走就走，啥报酬也不要，只要一声令下就行。为了学好艺术，我们把孩子都送到老家去了：老大一周岁多点儿，老二七个月，老三也是一周岁多点，就被送老家了。我们的儿女们因此没有接触过我们的演唱，等他们长大了，我们已经改行了。
“我们这一辈人对艺术特别执着。我就常常对自己说：‘生为乐亭大鼓生，死为乐亭大鼓死。’我曾改行在饭店工作过十几年，空闲的时间，我就把我学到的乐亭大鼓在脑中回顾回顾。那时候有人看到我改行了，幸灾乐祸地结伴来我工作的饭店里吃饭，他们故意让我给他们端饭，说：‘端饭的，现在不是你在舞台上那阵儿了，现在你是接受再教育来了。’我心里不服，无论我干啥，我都不忘我是唱乐亭大鼓的，我认为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分外之事，我擀再多的面，刷再多的碗，也都是暂时的，将来我还是要唱乐亭大鼓。
“我和贾幼然很少合唱过，主要是因为嗓门不在一个调上。我们俩唯一的合作是有一年电视台录制《小两口拜年》。现在的合作主要是汇演，都是贾幼然编写作品，我演唱。”
对贾幼然先生和赵凤兰老师的采访结束时，二老轮流演唱了《双锁山》中的一个片段。这一段的音乐牌子是乐亭大鼓中传统的【四平调】，一板三眼、四句一番，那种四平八稳的调子，正如两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当下的心境，引领着观众享受乐亭大鼓的圆润流转的韵味。
王金良先生是少有的学者型艺术家，他的谈话纵贯大鼓艺术的方方面面，介绍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资料。
唐俊山的遗憾
“我的老师叫唐俊山，他的老师叫张庆祥，是弹弦的盲艺人。说书分‘梅、青、胡、赵’四大家，乐亭大鼓分梅门和青门，我们这一支的弦儿和唱都属于‘青门’。现在已知的‘青门’的辈序有五种：‘玉、月、和、德、来、学、文、智、化、开’，‘玉、月、和、德、来、洪、文、珍、尚、艳’，‘玉、月、和、德、来、山、河、江、海、湖’，‘玉、月、和、德、来、真、成、江、尚、宴’，过去艺人们特别讲究这个。我们这一支按‘玉、月、和、德、来、山、河、江、海、湖’排辈。唐老师是‘山’字辈儿，他们这辈儿是‘山’字落底。再下一辈儿就是‘河’字辈儿，‘河’字在名字中间。贾幼然说他的一位老师叫‘李恩科’，‘李恩科’的艺名就叫‘李河春’，是‘河’字辈。到我这一辈儿也应该是‘河’字辈的，可是没排，所以唐老师是有终身遗憾的，为什么呢?也怨我。
“我乐亭大鼓伴奏是跟唐俊山先生学的，我为什么没有拜他为师呢?
“我有五位老师，都挺有名。第一位老师是在河北省曲艺学校教大擂拉戏专业的沈少明先生，他是和天津曲艺团王殿玉先生齐名的擂琴演奏家。第二位老师是单弦牌子曲伴奏名家董庆永先生。董先生是爱新觉罗·溥的真传弟子(溥是溥仪的叔伯兄弟，其子毓继明，是董先生名义上的老师。毓继明和董先生同岁，亦师亦友，关系亲密，堪称兄弟。当时毓继明在美术学院读书，没有时间教董先生，就由其父溥代劳)，可以说是宫廷派。宫廷派的人过去不许出来作艺，董老师要出来养家，只有在艺成之后再拜个师父，才可以作艺吃饭。他出来后拜了三弦名家于少章先生为师。第三位老师是西河大鼓名艺人刘庆瑞先生。他唱得好，弦也弹得非常好。1958年在天津举行的西河大鼓座谈会上，艺人们将西河大鼓归结为五大派，这五大派及其创始人分别是朱派朱化麟(艺名朱大官)，王派王振元，艺名老毛贲，李派李德全(德全是艺名)，赵派赵玉峰，马派马连登、马增芬。马氏父女在解放后发展了西河大鼓适合女性演员演唱的新兴唱法。刘庆瑞是李德全的大徒弟，也是我的第一位伴奏西河大鼓的老师。1964年我们团把我和另一位演员保送到中央广播说唱团向马连登、马增芬学习西河大鼓演唱、伴奏艺术，马连登先生就是我第四位老师。第五位老师就是唐俊山先生，他教我乐亭大鼓的三弦伴奏。
“拜师父不能乱拜，拜师的辈分更不能乱。我曾经问董老师：‘我拜唐老师合不合适?’董老师说：‘你随便吧，你自己的事你看着办吧。’很明显董老师对我拜师不太高兴，所以干脆这五位老师我谁也不拜了。
“唐老师生前曾向别人说过，他一生特别满意的弟子就是我和赵凤兰，很遗憾我跟赵凤兰都没有拜他。实际上我俩真是跟他学的，还学了很多年，尤其是赵凤兰，从一九五几年就跟他学，直到唐老师退休，几十年一直都是他教的。为啥没拜唐老师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唐老师的名气没有靳文然先生的大。唐俊山先生是弹弦的，靳先生是演员。”
靳文然的辈分
“有些事，我和贾幼然了解的情况不一样。举个例子，他今天上午说听谁谁谁说，他师父的师父是‘德’字辈的。这个情况现在说也都无所谓了，因为人都不在世了，但史实还是应该加以澄清的。
“靳文然的艺名是郑庆先给取的。郑庆先艺名郑洪恩，他们这一支按‘玉、月、和、德、来、洪、文、珍、尚、艳’排辈，‘洪’字辈和青门的‘学’字辈是平辈。郑洪恩的养女付连云是靳先生的夫人，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康文亭，是‘文’字辈，也是唱乐亭大鼓的。靳文然进唐山时没有艺名，进了唐山以后要吃饭，就投奔郑洪恩。郑洪恩非常欣赏靳文然，把女儿嫁给了他，并给他取艺名‘靳文然’，是‘文’字辈的。
“我们曲艺团有一个行政团长叫戚文峰，他本不应该叫‘戚文峰’，他是‘来’字辈的;还有佟文彬，本来艺名叫‘佟来春’。类似的比如贾文贺、张文远、陈文焕……太多了。‘文’字辈还得叫‘来’字辈爷爷呢，为什么他们要改艺名呢?就是因为当时靳文然很有名，这些人以靳文然马首是瞻——人家靳文然这么大的演员才是‘文’字辈的，咱们能当他爷爷么?为了迎合靳文然，大家自动降下两辈。
“所以贾幼然说他师父的师父是‘德’字辈，那是不对的，没有证据，应是“学”字辈的。这个学字辈的师父是谁呢，就是郑洪恩。靳文然的第一个老师丁佩城，字韵清。靳文然的爸爸是鞋铺的掌柜，丁韵清跟他爸爸的关系比较好，经常在他那儿说书，有时候在他们家里吃住。靳文然喜欢乐亭大鼓，就跟着丁韵清学段儿，并学会了中篇书《满汉斗》。
“靳文然向戚用武学过乐亭大鼓。戚用武辈分高，名望大，所以后来他说戚用武是他的师父，实际上没有拜过戚用武为师。戚用武字宗周，绰号压‘三珍’，拜师柏各王王德有。”
书段的寿命
“乐亭大鼓的段儿是一边学，一边淘汰。淘汰掉的是什么呢?主要是宣传的段子，比如今晚党中央、毛主席下达了宣传任务，放了业务以后我们团的人就都不回家，马上连夜创作，连夜排练，明天早晨就演出去了。这种段子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唱过了就不再唱了。
“还有一种是荤段子。解放后禁止演荤段子，解放以前可以演。比如原来唐山有花书馆，‘花书馆’指书馆里几个女演员唱大鼓，而且演唱时穿得比较暴露。比如她们穿旗袍，剪裁得比较合身而且开衩高一些，现在看来没什么，但是当时就已经感觉很暴露了。她们往台上一坐，你要是点，就得花钱，就像现在在歌厅点歌一样;你要是不点，她们就一个个轮着唱。那时候段子没什么特别黄的，远没有现在的二人转那么黄。当然了，那时候段子里角色之间有些小挑逗，比如《王二姐思夫》之类的，现在看来也不算什么，但那时候就算荤段子了。
“1957年、1958年国家禁演的段子多着呢，像《红梅阁》、《挑帘裁衣》就都不让唱。从我干这个起，政府查禁书、禁段儿约有五六次，宣传部或文化部下发文件，对段子进行清理，他们会明令告诉演员哪部书不许说了。有时候还让演员‘自查’——这里面有很多水分，或者叫不公平。比方说我们两个演员，假如他比我挣钱，我有私心了，就想办法让人家把他拿手的书给禁了——我也是说书的，所以我比别人更懂内情，知道他这书里有什么问题——这些事我要是上纲上线，就是个问题;不上纲上线，也就稀里糊涂地过了。这个时候只要我对他的书上纲上线，他这书就被‘毙了’，按我们的行话说就是‘’了。此后他再重新编书来唱就争不过我了。
“经过淘汰，留下来的书段儿即‘保留节目’。‘保留节目’既有传统的书段，又有新创作的书段，比如歌唱焦裕禄、雷锋精神的段子。”
失传的指甲皮套
“西河大鼓、京韵大鼓、单弦的弦师都不用指甲皮套。过去乐亭大鼓的弦师们大多都用指甲皮套，高荣远、唐俊山、周俊起那一辈的先生们就是如此。皮套得是‘响牛皮’，就是特别硬特别结实的牛皮。老艺人们按照自己的手指粗细，用响牛皮做成皮套戴在手指上，里面插上骨头指甲，时间久了，皮套就松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我们老师辈以后皮套基本上就被淘汰了。
“现在乐亭大鼓的弦师们也大都用牛骨头、羊骨头、狗骨头做成的指甲。他们用线把骨头指甲绑在手指上，既稳固又经久耐用。我开蒙的时候就绑骨头指甲，没戴过指甲皮套。”
消失的河北省曲艺学校
“我1960年进入河北省曲艺学校学习，当时全国只有这一所公立国办曲艺学校，我们的老校址在保定新华道。1960年前后，省委省政府由保定搬到天津，后来又从天津搬到石家庄。我到学校的时候省政府刚搬到天津，但河北省的许多机关，比如文艺团体还都在保定，例如河北歌舞剧院、河北京昆剧团、河北京剧团、河北戏校、河北省文化学院等等，都在五四路、青年路那一块儿。
“河北省曲艺学校是在河北省曲艺队的基础上建成的，很多老艺人转到学校当老师，比如说相声的于宝林、冯宝华，唱京韵大鼓的吴凤鸾，唱西河大鼓的王艳芬等等，在全国都很有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学校很多地方比现在的北方曲艺学校做得好。那时每到周末，老师都要给学生做观摩演出，一方面给学生提供观摩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对老师也是一种考验——假如演得不好，对自己对学生都很有影响。
“当时学校的学生很多，曲种也很丰富。我保存照片里有一百多人。今天唱西河大鼓的刘振英、唱单弦儿的高金枝，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早期唐山的学员很多，他们毕竟是城市人，接触的多，文化程度比农村的高点儿，后来一半儿以上的唐山学员都回唐山了。1961年河北省曲艺学校与河北省文化学院合并，成为河北省文化学院的一个系，我有照片为证。三年自然灾害时，全国很多学校都精简了。1962年，我们学校也在精简之内，最后河北省文化学院就没了。河北省文化学院解散后，刘振英被分配到唐山东矿区曲艺队，同时分到曲艺队的还有朱大官之子朱孝纯、快板儿演员李润杰先生的高足刘三万。
“人没有不想成名得利的。那时候学生也追星，但和现在的追星不一样——目的是成名成腕儿。老师就直说：‘你想吃香的喝辣的，想娶妻生子，你就好好练。’老师很直爽，实际上也是这回事。所以从我们班走出来的曲艺界好演员不少。”
唐山曲艺界的实力
“我们学校解散时，正赶上唐山市曲艺团要人，我就入了曲艺团。
“当时唐山文艺界的实力在河北省是很强的。它团儿多，原来有京剧团、评剧团(共有两个团)、皮影团、杂技团、话剧团、曲艺团、文化工作队等，都是专业团。‘文革’前唐山人不多，几十万人养这么多团，而且哪个团都能自足，那时候很不容易。那时候没有国家救济，他们都靠演出收入维持生活。
“我们曲艺团人最多的时候，有20多人的学员队，有60多人的演员队。演员队分两队，一个是长篇书队，叫二队，还有一个包含相声、快板儿、大鼓、单弦儿等，叫一队，都是唱段儿，各自演出。二队有30多人，一般说书两人一组，30多个人就得分十几组。每个组都在书馆演出，所以唐山书馆很多，比石家庄、保定多多了，小山儿那块儿就有十几个书馆。
“有时周日从早上起来九点半一直到晚上十点，加起来12个小时还多，演出分好几场，每场都有很多观众。演员都在后台吃饭，吃完就上场，非常辛苦。因为演员很多，竞争也很激烈，大家都努力钻研业务，争取观众。”
艺人的收入
“过去的艺人总的来说不能算是低收入者。像北京的梅兰芳、马连良等人，这些艺术家一个月挣一千八、一千六，咱就不说了。唐山曲艺演员收入最高的是靳文然，这完全是靠自己演出挣来的，当时没有奖金，但是按演出收入分成。在唐山这个城市里，市长也没他们挣得多。一般演员挣七八十很普通，比如演员赵景泉挣八十多，更好的演员如潘学勤挣一百一，段少舫挣一百一十五，马俊英挣一百二，但地方老百姓挣七八十的人就太少了。”
王金良先生最后总结说：“我搞了二十几年的乐亭大鼓调查研究。过去你走到田间地头，都能看到普通的农民边干活边唱大鼓，现在这种情况很少了。”曾经辉煌灿烂的乐亭大鼓，在今天各种娱乐活动与传播媒介日益兴盛的背景下，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
时间：5月4日
地点：乐亭县群艺馆
受访人：张旭武，男，1960年生。专攻乐亭大鼓三弦伴奏，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传承人，乐亭县文化馆艺术系列三级演员。
张近平，男，1962年生。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乐亭县乐亭大鼓协会理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乐亭县戏曲艺术团副团长。
王晓玲，女，1966年生。现为河北省曲艺家协会会员，受聘于乐亭县曲艺队。
东路大鼓备受冷落
张旭武：“乐亭大鼓流传了几百年，里面的唱词和腔调与一般的曲种相比，发展得比较完善。它的唱腔娴熟多变，俗有九腔十八调之称。由于语言的问题，乐亭大鼓形成了多种流派。刚开始我们接触的是东路的乐亭大鼓，它虽然发源于乐亭，但流行于冀东和东北三省，以韩香圃为代表。另外，在滦南和唐山一带流行的是西路乐亭大鼓，以靳文然为代表。两派的唱腔艺术各有千秋。东路苍劲有力，西路比较流畅。艺人们根据自己的特点，把两路的唱功唱法融为一身，乐亭大鼓就走到了殊途同归的局面，起到了预想的艺术效果。”
韩香圃(1895-1980)，乐亭大鼓艺人，原名绍周，艺名来儒。满族。乐亭县于坨乡北庄坨村人。祖上世代为官，父亲韩廷贵以经商为业，家境丰裕。韩香圃拜乐亭大鼓名艺人齐桢为师，传人有张学圃、傅文助，以及其子韩志学、媳王立岩等。韩香圃总结出了曾经或当时正在乐亭流行的十八个曲调：【四大口】、【八大句】、【四平调】、【中流水】、【慢启程】、【撤单程】、【怯口】、【学舌】、【紧打慢唱】、【慢打紧唱】、【碎板】、【蚂蚱蹬腿】、【狗耷拉舌头】、【昆曲尾子】、【写状词】、【凄凉调】、【大悲调】、【紧流水】。因此人称他会“九腔十八调”。
事实上，乐亭大鼓两个分支的发展状况并不一样。
张旭武：“因为每个人的基本条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不同流派的文化特质不一样，所以在乐亭大鼓流派的选择上，人们也各擅所长。现在年轻人中西路的比较多，因为东路对唱词的要求比较严格，比如巧四字句，是三四三的唱词格式;又如《写休书》，是拙四字句，是三三四的词格。巧四字句、拙四字句组织起来比较困难。再比如，以前乐亭大鼓的长篇书也都是四字句，用行话说就是‘响口’，响口就是死口的词儿(即文辞固定)，比较文雅;西路则比较灵活。所以现在一般的艺人都选择西路的唱腔演唱，不说响口书了，都说‘淌水’书，即凭借演员的功力即兴发挥。
“在老段子里面，东路、西路兼而有之。东路的比较文言化的唱段，连很多演员也不懂，更何况观众呢?他们听不太懂，也就不太喜欢。久而久之，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听书的爱听西路的，唱的也比较爱唱西路的。东路的乐亭大鼓受到了冷落，并不是因为艺术水平比西路的差。东路的唱段如《樊金定骂城》、《黛玉葬花》，过去都是八旗子弟书的唱段，比较华丽。现在流行的唱段都比较通俗易懂，比如《双锁山》，唱词的对仗不是太严格。所以东路受词格的影响，几乎没有新作品。在现在流行的新段子，大都是西路的作品。”
师兄妹三个有时候也创作一些新作品。张近平：“我们演出的时兴小段有的是自己编的，参加比赛得奖的段子都是宣传正能量的段子。”
东路乐亭大鼓的文雅、难编、难学、不易懂，考验的不只是普通学员和寻常观众，就连大名鼎鼎的韩香圃也曾因此遭遇难堪。《唐山曲艺志》介绍：
唐山解放初期，靳文然和韩香圃都在小山说书。每逢靳文然登场，观众满员;而韩香圃上台有些观众就走了不听。时间一长，韩香圃感到难堪，心情很不好。一天韩香圃问靳文然：“成斌哪，到底是你说的书好，还是我说的书好?”靳文然说：“当然是韩老说得比我好。”韩香圃追问：“你说我说得好，为啥我一上台就有人走，你一出场就满员呢?”靳文然说：“韩老，现在是穿布衣裳的多，还是穿毛呢丝绸的多呢?”韩香圃答：“当然是穿布衣裳的多。”靳文然说：“是呀，穿布衣裳的多，现在就时兴布料。我唱的玩意儿好比是布料，那些花布、格布被人买走了。您唱的好比是毛呢丝绸，那些十九串儿、真丝条、大裤缎、花丝革、哈拉、哔叽，玩意儿是好玩意儿，一些年轻的主顾不识货，就少了些主动。”韩香圃说：“怎见得我的货买主们不认得呢?”靳文然说：“您听我把您的古货摆摆：孤乖儿、手帕儿、茯苓儿、丸药儿……那些词儿听起来他们不懂，又绕口，加上腔调古雅，听不进去就走了。”韩香圃听了点点头说：“对呀，我的东西不合主顾胃口，你在唐山吃吧，我回乐亭老家。”于是韩香圃离开了唐山。
学艺之初
张旭武：“我的父亲张学圃是韩派嫡传弟子。我从小受父辈影响，非常喜欢乐亭大鼓，18岁高中毕业后到一家工厂工作，总觉得不大称心，非常想学乐亭大鼓。父亲干了一辈子乐亭大鼓，认为这里面有着酸甜苦辣，非常不容易，不想让我从事这个职业。我再三向父亲恳求，他才允许我加入这一行。
“我刚开始是跟父亲学唱的。俗语说：‘父不教子。’我父亲特别没耐性，基本上也不怎么教，把段子、词给我抄下来，第二天就让我唱。我哪儿会唱啊?不会唱他就打，跟我发脾气。我当时比较年轻，就觉得这东西太深奥了，也太难，产生了畏难情绪，决定不唱了，想学弦儿。父亲一气之下说：‘你爱唱不唱吧!’
“弹弦我学得很刻苦。我刚开始学的是二胡。当时拉得不好，我父亲听了特别反感，说：‘拉这东西干啥?叽叽嘎啦、叽叽嘎啦地，听不出味儿来。你想学，学点儿三弦儿那不挺好么?将来还有点儿使用价值。乐亭有乐亭大鼓，你也可以弹弹乐亭大鼓什么的。’从那时候我开始学三弦儿，虽然开始学得也不怎么样，但是他不说啥，因为他喜欢这个。
“父亲给我请了弦师，叫赵义，也是乐亭大鼓界响当当的人物。我和这位开蒙老师学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开始伴奏了。因为伴奏，我接触的艺人比较多，对后半生的成长也很有益处。”
张近平：“我1962年2月生于河北省乐亭县中堡镇杜赵唐村，和张旭武是叔伯师兄弟。上初中的时候学习不好，考学没考上，兵也没当上，当时正值乐亭开设大鼓学习班，我就去学习乐亭大鼓了。我最初学的是四大口《双锁山》中的一段儿，刚学时干唱，没伴奏，不过学习班里有学伴奏的。我拜的师父是韩志学，艺名韩学儒，他是韩香圃的儿子。师母王立岩，艺名王学珊，也曾教我们乐亭大鼓。我的腔调里有时候有师母演唱的味道。我有四五个徒弟，他们也不经常唱。”
王晓玲：“我1966年2月生于乐亭县姜各庄镇前良村，艺名王文静，1982年，我跟随琴师任守相老师学大鼓，后来拜王立岩为师。我唱的主要是大书，小段儿会的不多。
“我小时候就喜欢乐亭大鼓，晚上常常跟着我奶奶的小脚，为了听大鼓跑出十多里地。我父母挺反感我学这个，连老师、校长都来家里找我做思想工作。他们说：‘你学点儿啥不好呢?赶紧考学吧，考学有出息!’那时候文化馆在同时招评剧、皮影、大鼓的学生。我们班三十多人也不明白怎么办，都一股脑进了大鼓的招生考场。等我们在大鼓老师那里试完了嗓子，出来再去别的考场时，评剧、皮影的招生人员已经走了。我就这么阴错阳差地学了大鼓。”
伴奏经历
张旭武：“最老的老艺人中，我给肖春林伴奏过。他是1912年生人，几乎和韩香圃同时代，活到将近一百岁。我最早给肖老先生弹是在1985年，当时我只有6年的从艺经验，但是肖老先生没别的弦师可选。那时我们县正收集乐亭大鼓的传统资料，于是把肖春林老师、我父亲、肖文雅、郑文华等有名望的老艺人集中起来，收集整理他们演唱的传统资料，当时就只选了我一个人当伴奏。
“肖老先生耳音相当好，最擅长唱《三气周瑜》。他一脸的络腮胡须，戴上帽子有‘活张飞’之称，唱起来就好像张飞再世一样。我们在舞台上、红白喜事上都演出过，最多是在人家里唱。在女角中，我最早给肖云霞伴奏。那是三十年前，她已经四十多岁了。
“在我之前没有女弦师，与我同时代的有两位，一位叫林洁，是林博华的女儿。另一位是我们乐亭县著名演员魏雪柔的女儿。她俩弹得相当好，都能演出了，现在却不出山了。我这一拨的师兄弟经常弹的就我们两个人。还有一个小师弟是盲人，活动不方便，但弹得非常好。”
日渐萧条的演出市场
尽管乐亭大鼓越来越注重接地气，贴近寻常百姓的审美水平，也难免面临日渐萧条的演出市场。
张旭武：“乐亭大鼓在鼎盛时期并没有流入百姓家里，主要是在财主圈儿里。后来他们败落了，养不起艺人。艺人要靠艺术生活，只能慢慢地走进百姓圈子里，变得越来越俗了。
“现在很少有人能想起我们了。乐亭县里面我们这一派还在唱的差不多十个人，每次演出都是个人找市场——现在找市场太困难了，在民间，你有东西卖不出去，没人脉的话活动很困难。我、张近平、王晓玲三个人平时去乡下演出一次，最低总收入四百块钱，高的有五百块钱。七、八、九三个月，天暖和，农民不是很忙，听的人多一点儿。”
张近平：“我们师兄妹三个人在县里唱乐亭大鼓的人中，是活动开展得最好的。去年共演出二百多场，好的年头演出三百多场。现在人们没时间琢磨这个事啦，走亲戚的事还做不来呢。”
市场萧条的同时，演员也在缩减。王晓玲：“我的师姐妹们嫁了婆家之后，很多都不再唱大鼓了，只有我还继续从事这项事业。”
为了振兴东路乐亭大鼓，三位艺术家希望有所作为。张近平：“我们正在准备建一个学习班，这需要准备很长时间，而且不是靠我们演出挣点钱就能解决的。现在办一个学习班，得跑税务、消防……很多部门，仅靠我们哥儿俩，很多关系疏通不了。我们原先想和天津市的北方曲艺学校合作，最后也没有成功。”
时间：5月4日
地点：滦南县宋道口镇沙沟子村
受访人：曹胜宇，男，1945年10月生。民间艺术家，乐亭大鼓“北派”代表人物。目瞽，初由刘树贵启蒙，后经石守昌、姚顺悦、高荣远点拨。现为河北省曲艺家协会会员，滦南县乐亭大鼓协会理事。
传统上乐亭大鼓多由盲艺人演出。《燕赵印迹》在滦南农村采访了最后的盲艺人曹胜宇先生。
曹胜宇：“我属鸡的，1945年生人，今年70岁了。那年地震，我眼睛坏了。我从十五六岁开始学艺，一开始就认识一二十个字儿。我的启蒙老师是我们庄儿的。刚开始学的是三弦儿，唱的是乐亭大鼓的段子。我们这儿没有别的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我们这儿听众不接受。
“后营儿的高荣远、姚水英都是我的朋友。我是立着弹的，和高荣远先生的弹法相同。现在我手不大灵活了，唱不了了。”
《燕赵印迹》：本地的乐亭大鼓是东调还是西调?
曹胜宇：“西调居多。东调韩香圃和靳文然的(唱法)不一样。靳文然的《凤仪亭》这么唱：‘董卓专权欺汉主。’东路的老《凤仪亭》唱：‘内出董卓外吕布’。”
《燕赵印迹》：乐亭大鼓中保留着一些昆曲的音乐，比如【昆曲尾子】。此外大鼓里还有皮黄的音乐。
曹胜宇：“【昆曲尾子】基本上不唱了，但有些故事里有。昆曲大概是由韩香圃东路子传过来我们这儿的。我知道有这个曲种，但是我不会唱。
“西皮二黄后来也还用，一般打起仗来用，是流水板，比如靳文然《芦花荡》：‘刚才来到芦花荡，有一棒铜锣震地天。有一手埋伏在此等候，当中闪出将一员。二员将，头不顶盔下不贯甲，头戴着一顶破草帽子圈。上无短衫，下穿裈裤，薄底快靴，就草草地这么瞎穿。夺旗走阵乌骓马，腰间斜插着一口打将鞭。皮挺大带叠在腰中扣，丈八蛇矛就在双手端。’这是《三气周瑜》里的《芦花荡》。”
《燕赵印迹》：来自子弟书的篇目您会多少?比如《马鞍山》、《俞伯牙摔琴》、《水漫金山》?
曹胜宇：“《马鞍山》我没唱过。高荣远先生说，有个叫戚德旺的，唱过《俞伯牙摔琴》。《水漫金山》韩香圃唱过。大鼓里文学性强的书都来自子弟书，我会的一个是《长恨歌》，一个是《西厢记》的《红娘下书》，这个西调没有。到我学艺的时候，很多曲子已经不让唱了。”
《燕赵印迹》：乐亭大鼓给您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曹胜宇：“乐亭大鼓的影响，就是挣个钱。文革的时候，我就像八路军打游击一样四处说书。说书的地儿都是随便联系的，往北走，到过建昌、青龙、迁西，后来还到过绥中、迁安、滦县。说书一个人不成行，每次都是两个人、三个人一起走，你拿着碗我拿着弦儿。当时也唱新书。说起唱新书了，我在建昌，头一回到了一个叫什么铺的地方，高荣远编了一个新书，说的是到武夷山抓特务。书里面售货员宋天武上吊死了，李文斌说不行，得看去，看是自杀还是被杀的。正这么说的时候，台下有人议论开来了：‘这个李文斌不是好东西，很可能宋天武就是他杀的。’这时候，‘嘿!’上台上一个人，一拍肩，说：‘别说了!别说了!谁让你把我李文斌编里头的?’——碰上重名儿的了。我说不是编的，是书来着。那人说：‘啥书呢!就是编的!走人!收拾了!’你看，混不混?
“第二天，又闹一次。头天李文斌的情节都过去了，这回说的是公安局的来看宋天武的事了。书里有个人物叫麻子杨青。书记说：‘别说了别说了，你说得我儿子不舒坦，他叫杨青!’——这买卖真没法做了!
“第三回，又奔一个庄。我说换回书吧，不说这个书了，说会儿相声。说什么呢?说的是《王八杨百顺》，正说的时候，上来一个人，说：‘别说了别说了!’我好不容易操持这场书，谁知他大名杨正武，小名叫‘百顺儿’。我说这不中了，咱们收拾东西回家吧。
“那都是地震前的事了。地震后我和高老师在一块儿，去过乐亭张近平那儿。我是搞唱段儿，高老师说书。平时掌缸的人不固定。比如到了我常说书的地盘儿，我就是掌缸儿的，另外俩人都是随从。”
时间：5月4日
地点：滦南县文化馆
受访人：何建春，生于1961年，扒齿港镇榆子林村人，男，中共党员。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曲艺家协会会员、唐山市曲艺家协会理事、舞美曲协会副主任、第六届滦南县政协委员、县文化馆馆长。(《滦南人物》P327-360)
《燕赵印迹》：您是贾幼然高足，学的主要是西路大鼓?
何建春：“乐亭大鼓东路和西路之分，是解放后定的名儿。贾幼然从来不承认东路、西路的说法。乐亭大鼓主要有韩派和靳派。人们所说的‘东路’，好像就是以韩香圃为代表的乐亭大鼓，‘西路’就是以靳文然为代表的乐亭大鼓。靳派乐亭大鼓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创新的、改革的，所以称为靳派乐亭大鼓。他们是创新派，是为了迎合时代要求，不改革就没有饭吃，只有改革，才有发展。
“1958年河北省曲艺调研，那时候边演出，边比赛，边讨论。乐亭大鼓研讨会，韩香圃老先生和靳文然先生都参加了。韩先生好像守旧点，师父是怎么教的，他就是怎么唱的，他的唱法传统点儿。在那次汇演期间，产生了争论。韩香圃先生认为靳文然先生唱的不是乐亭大鼓。后来省文化厅说让观众评价评价，让两位先生到街头、工厂去演出，最后采访了几位观众，说：‘你们认为这两位先生唱得怎么样?’观众说韩先生唱的我们听不太懂，靳先生唱的我们能听懂。后来当时的河北省文化厅厅长说：‘韩老先生唱的是乐亭大鼓，靳老先生唱的是改革的乐亭大鼓。’从此有人把它分为东路、西路，实际上不能这么分，只能说靳派乐亭大鼓是改良的乐亭大鼓。现在世面上传唱的基本上都是靳派乐亭大鼓，因为它适应时代潮流，适应现代人的需求，从节奏到唱法，韩派比较死板，靳派比较灵活。”
《燕赵印迹》：在解放前，改从田间地头进入城市，第一个唱响了的是靳文然。要进城市，想必它要适应观众的需求。所以靳派的乐亭大鼓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顺应了城市的观众的需求。
何建春：“韩香圃到唐山只进过一次园子，就回来了。解放前没去过。他大概是1958年去过。书馆的说唱是精致的市场艺术，40年代韩先生还在村里，说唱还没有成为成熟的商品艺术。
“现在有很多人说，靳派的创新是把滦州很多说唱艺术，特别是皮影的调吸收进去了。事实上，是皮影学的乐亭调呢?还是乐亭调学的皮影呢?他们实际上是互相学习的。皮影也有唱。全国的皮影戏，唯独唐山的皮影戏是有唱腔的，它不是借鉴别的唱腔。
“‘狗耷拉舌头’、‘蚂蚱蹬腿’都是韩派的唱法。这两种调我们都没有唱过。我们的创新处，比如吸收皮影、评戏的唱腔，虽然吸收了，别人还听不出来，非常自然。
“我唱《碧血丹心》的时候，从表演形式上、唱腔上、伴奏上，我们都有创新。从那次我们就打破了传统的表演形式，采用了一人主唱，多人伴唱伴舞的形式，这样就增加了我们的艺术表现力。”
《燕赵印迹》：假如说韩香圃先生看见了，他一定就不承认您这是大鼓了，他定说是歌儿。
何建春：“就连靳文然先生唱的他都不承认。他比较保守、守旧。我想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得随着时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鞭打芦花》是传统唱段，后来经过我们本地的一位老师做了文辞上的很大改动。其他曲中也唱这段。新改编的肯定比原来的丰富、感人、接近老百姓。我1986 年录了《鞭打芦花》的录音，那时候就一个弦儿一个鼓，一人唱，用录音带录音，当时就吸引了很多年轻观众。很多人说，原先都不大爱听乐亭大鼓，听了这个段儿以后，就喜欢上了。”
本次访谈，《燕赵印迹》重走了乐亭大鼓发展、传播历史上的各个地理节点，拜访了当代乐亭大鼓在乡村和城市、民间和公立文艺团体中的代表人物，乐亭大鼓的昨天和今天已经清晰可见。这一大曲艺门类的明天何在，则有待于读者与编者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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