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商帮，国人首先想到的会是晋商、徽商，他们辉煌的业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在河北南部，也曾走出过一个闻名遐迩的商人群体。他们曾经为了生存走南闯北，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他们的商铺遍布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这就是武安商帮。
关于武安商帮，史志资料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朝嘉靖年间编纂的《彰德府志》：
“武安最多商贾，厢坊村墟罔不居货。”
所有的村镇都有商业，所有的房屋都在储藏货物!哇塞!当年武安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究竟有多少商家多少商人呢?史实证明，至少从明朝以来，“武安商人”一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不仅人数众多、活动区域广大，而且影响甚巨。他们纵横天下，在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中国商界一个让人刮目相视的团队。
对此，明清商业史专家、郑州大学教授王兴亚有专著记述，他称“河南商帮”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而“河南商帮”主要是由武安和怀庆两个地域的商人组成(武安1949年以前归河南省管辖)。王兴亚在《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一书中对武安商帮的概况作了这样的叙述：
武安商人兴起于明中叶，活跃于乾隆、嘉庆年间。武安地处山区，土地贫瘠，与山西商人的形成大致相同。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了谋生，纷纷从事商业经营。开始是在本地区，每年春季推车而往，岁终推车而归，从事流动经营，到了清代乾隆、嘉庆年间，逐渐由经营药材扩大到药材、绸布和山绸的经营，由在本地区的经营扩大到辽宁、吉林、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江苏、安徽等地，并且活跃于各地的城乡。随着他们外出经营在经济上实力的增长，以其经营的所在地逐渐形成了武安商业集团，以其经营所在地划分，可分为河南帮、山东帮、关东帮、河北帮、苏皖帮、山陕甘帮等。
这段话告诉我们，武安人自古经商的多，主要原因是“地处山区，土地贫瘠 ”。 清朝中叶以后武安商业的大发展，则是在“地处山区，土地贫瘠 ” 之外，人口又骤然增加。据史料记载：武安的人口规模，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时为五万有余;到了1934年，已经增加到377515人。人口增长六倍多，而2000平方公里的面积并没有改变，“土地瘠薄，十年九旱”的生产条件没有改变，人民的生存压力可想而知!
武安人做生意，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两大行业：绸布和中药,其中以药商为巨擘。除此外，具有区域性影响的还有补锅、掌箩、烧砖烧盆等带有手艺性质的服务业。卖绸布、开绸缎庄的，从安阳、郑州、开封、蚌埠，一直到苏州、上海。卖中药的，从河北、内蒙古、青海、宁夏，一直到东三省中俄边界，所以有了“南绸北药”之说。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绸缎庄虽在南方居多，但在太原、西安等地也有不少，太原历史上最早最著名的“宏顺德” 绸缎庄，就是武安人开的。卖中药在北方居多，但在河南怀庆，江苏徐州、连云港，安徽亳州等地，都有武安人很出名的药店。武安人干这两个行当，素有传统和经验，形成了规模，做出了影响。
说绸缎庄，可以举苏州为例。在苏州，至今保存有“河南武安会馆”。苏州有许多当年的商人会馆，比方“山陕会馆”、“潮州会馆”等。但 “山陕会馆”是山西、陕西一带的商人合建的;“潮州会馆”也是广东很大一个地区的商人合建的。而“河南武安会馆”则是武安区区一个县的商人合建的。这至少说明，当时来苏州设庄办货的武安商人数量很多!绸布以开封之贾三合、彰德之祥顺公，为最有历史。“贾三合”创设于明朝崇祯年间，资格可谓老矣，但在民国时规模不大，仅在郑州、卫辉设立数家分号。“祥顺公”即伯延房姓在安阳创业起家之老号，在道口、怀庆、木栾店都有分号，极为发达。后来挟余资贸易关外，同时在大河南北展开业务，势头炽烈一时无人可比。民国时开封之“四大德”(德庆恒、德庆成、德庆兴、德茂恒)各占商界重要地位，都是他们的铺号。亳州筢子巷的“和泰恒”的东家是武安庄晏村韩和山，在涡河两岸影响巨大，至今为当地人津津乐道。
中药材是一个利润空间很大的行业，正如俗话所说，“黄金有价药无价”。武安人经营中药材，在进入东北前不仅早已开始，而且从业人数很多。起初他们贸易河北，每年春季推车而往，岁终推车而归，常年跋涉，获利不大。至乾隆、嘉庆之际，乃从行商转为坐贾，同时也扩大了活动地区。民国版《武安县志》这样记载：
乾隆中，民殷国富 ，到处升平，内地商业已成供过于求之疲弱现象，遂有聪明人士，思向关外发展，以浚利源。时龙泉武公者，首创“临泰”于奉天，经营药材，是为武安商人在关东贸易之起点。迨嘉庆初，复有表兄弟三人，曰伯延徐某，曰同会宋某，曰万年李祥者，联袂出关组设药店，频年奋斗，而首屈一指之徐和发，遂勃然以兴。
在新的营业方式的影响下，长城内外的武安药商纷纷组设号址，照常营业。这从安国药市(原称祁州药市)药王庙现存的合帮碑上，可以找到确切的证据。建于清同治四年，即1865 年的《河南彰德府武安县合帮新立碑记》，是这样记载的：
凡客商载药来售者，各分以省，省自为帮。各省共得十三帮。而河南彰德府之武安帮独阙。有间，咸丰辛酉冬，李公久青，其同行之孔公广能、胡公连元、梁公玉堂倡议兴立。又有同籍药行数家亦乐为之□理而怂恿之。一时义举，乐输者三百余家，则皆由于李公等一言之倡也。自辛酉迄癸亥共捐资若干，复得彰德帮解囊相助，共成义举。于是张灯悬彩，演剧酬神。自是武安帮遂因以成立。
咸丰辛酉(1861年)年冬天，约有300多商户组成的“武安帮”宣告成立，从此与“十三帮”比肩并立，可见武安药业的兴盛。据记载，每年祁州大会设立会首，有一席属于武安的“梁双兴”，颇为同业所敬重。
前几年一部电视剧，历史上的“闯关东”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在当年“闯关东”的人潮中，除了山东人，还有一群武安人。民国版《武安县志》记述的“五架小车下关东”，便是这段史实的肇始。与山东人不同的是，山东人去关东，多去垦荒、淘金、伐木、挖山参。而武安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去卖药。
武安药商走出山海关，最初的停留地大约是沈阳一带。他们在东北真正的大发展，是随着清末民初的大规模移民展开的。移民进入的多数地区缺医少药，为武安药商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移民聚集到哪里，就把药铺开到哪里，以至于在东北形成了垄断局面：凡是冒烟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卖药(另有说法：凡是有麻雀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卖药，意思相同)。武安人在东北的药店，最为著名者有“五大药庄”：德庆增(伯延村房姓)、德泰兴(龙泉村武姓)、徐和发(伯延村徐姓)、锦和庆(伯延村朱、刘、关合营)、积盛和(大远村尹姓)。据民国版《武安县志》记载，1930年，号称“关东帮”的武安卖药人两万有余，活动在白山黑水之间。
武安人外出经商几百年，创造了灿烂的商业史。他们的成功之道，不仅是赢得了天时地利，而且实行了科学的管理体制，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和制度颇为近似。
(一)许多商家搞的是股份制。 “德泰兴”、“徐和发”、“锦和庆”等大药庄，甚至不少小的药店，都有两个以上的股东。一家一户资本有限，股份制便弥补了这种不足，亲戚、朋友、同乡，筹集资金共图大业。每个店都有一本“万金账”， “万金账”记录着股东们的入股情况，又规定了药店的“章程”，是分红的依据，又是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契约。同时，又从产权上对东家的行为进行了约束。“有东有伙的买卖”，都必须按照规矩行事，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制度。
(二)许多大的商家是集团化经营。“德泰兴”等几个著名药庄，走的都是连锁经营的路子。他们四处出击，大设分号，总柜与分号之间，类似于现代管理制度中的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他们的总柜，一般都在安国、营口等药材批发市场设有办事机构或常驻采购人员(称作“外柜”)，批量购进大宗中药材。总柜一般设有加工厂，加工炮制饮片和制作中成药，从事一级批发业务;分号批零兼营，既面向遍地的小药铺供应产品，又直接面向消费者。总柜的经营和生产人员，有的达到百人之多，俨然是规模经营的药材加工厂和批发站。除加工生药外，他们还制作中成药，各种丸散膏丹药应有尽有，而且一般都有自己看家的名牌产品，有的还有所谓“祖传秘方”，如“德泰兴”的“益母还魂丹”，“德庆增”的“补心丹”，“锦和庆”的“六味丸”、“再造丸”等，行销东北的大部分地区。有的已经形成颇具规模的制药厂，仅在营口药材市场，就有武安人的制药厂多家。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他们也都开始涉足西药的销售，日本株式会社的产品等也开始摆上他们的柜台。 “积盛和”涉足范围更广，还开办养鹿场等等。
(三)各商家普遍实行“掌柜负责制”。与现在所说的“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如出一辙，武安商家除“家眷铺”外，不管是独资还是合股，大都是把药店委托给大掌柜来经营，“三年一算账”，东家只管制定章程和到时分红，平时不干预店内事务。大掌柜对东家负责，干得不好，你只管撤换大掌柜就是。当然，东家可以定期到柜上巡视，也可以住柜监督，但是不可以对日常经营指手画脚。不到“账年”，东家也无权去柜上支取一分钱。这绝对符合现代的管理理念，保证了药店由有能力的优秀人才来管理，来经营。
在调动经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上，武安商家也有一套很好的激励办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据责任和贡献，“顶身股”参与分红。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和其他小掌柜，都有“份”，一厘份，三厘份，最多十厘份，除了平时支取工资，三年头上，都可以分红(或者叫提成)。东家与掌柜们分红的比例，一般情况为“东三伙七”，即30%的红利归掌柜们分配。也有的言明“钱半身半”，即东家与掌柜们各分50%。他们的“份”，依据资历、能力、贡献等，进行不断调整和增长，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对药店的贡献。就是说，你的贡献越大，在店里工作的时间越长，你拥有的股份就会越多。经营者的报酬与经营业绩紧密挂钩，以利益为纽带，把大家紧紧捆在了一起，店荣我荣，店衰我衰!
(四)在员工管理上半军事化。武安商家的绝大多数门店里，从采购，到加工，到站柜台的大小劳金，再到管账先生，无一不是武安老家的人(只有厨房里的大师傅和药店里的坐堂先生可以是外地人)。为什么?为了垄断行业机密。员工的招募、调配和工资发放，由设在老家的柜房负责。有人想去关外“住地方”，需要有人介绍和作保(一般是亲戚之间辗转介绍)，在柜房接受简单的培训后进行“分配”。学徒“三年无座位”，边学生意边学文化、礼仪等。员工吃住在店，平时身上不准带钱，连理发洗澡之类的事情也由店里统一安排，过着与外界基本隔绝的生活。他们“三年一住家”，住家的费用由店里支付，假期半年，期间工资柜上照发。
这一系列的管理方式，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当得起“先进”二字——虽然不一定都是独创。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武安商帮始终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义利并举，义字当先。许多药店的“万金账”，第一句便申明宗旨：“盖闻医药及仁”，视自己的行业为“生意之最善者”，以救死扶伤和怜贫恤孤为己任。对于中药的制作，他们秉承“做良心药，赚良心钱”的宗旨，把“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训诫写在内堂，时时告知每一名伙计“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赚一文昧心钱。同时，他们把“顾客至上”、“和气发财”视为商家的圭臬，把“主顾主顾，衣食父母”作为店训，甚至许多商家选择把“和”字作为店号名称的一部分，“和发徐”、“积盛和”、“锦和庆”等概莫能外。在经商地他们一般都与当地社会迅速融合，博得良好的人脉。
东家们的苦心孤诣和店伙的辛勤操劳，换来了丰厚的经营成果。武安商帮的事业，曾经如日中天一般辉煌，巨额利润源源不断运回武安老家。这样一本万利的鼎盛时期，大约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那时，南河沿岸的许多村庄都在大兴土木，盖住宅，盖戏院，盖学校。武安伯延镇至今保存有许多规模宏大建筑精美的商人住宅，其中以房家庄园、徐家大院、王顺庄园、徐家兄弟院最为让人惊叹。伯延镇据此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当年建造这些豪宅的资本，百分百来自于武安商人的商业利润。许多商人致富后还报桑梓，不仅扶贫救灾，而且大量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以房锦云为例，他建议建立义仓储谷防灾，承担建仓费用，民国九年(1920年)武安大旱，他打开义仓放粮，拯救了许多灾民。在清朝末年兴起的“废科举，兴学校”的浪潮中，房锦云与徐文德、徐文共同创建了武安第一所私立小学“尚德小学”，此后，这所小学一直是房家精心经营的主要事业，其经费除学田房租收入及学费外，不足之数，无论多寡，概由房家垫补。房锦云还以巨款捐助北京民国大学，并出资将中国大学第一宿舍修葺一新。鉴于房锦云的巨大贡献，民国政府两次授予他“嘉禾勋章”，蔡元培先生曾手书巨匾 “育我菁莪”赠予房家。
武安商帮这个优秀群体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遗产：勇于走出家门，敢为人先，纵横天下的宏大气魄;善于抢抓机遇，占领市场的战略眼光;善于学习和创造先进经验，科学管理的严谨态度;以德聚财，诚信经营的职业道德;抓住一个行业，持之以恒，做专做精做大做强的敬业精神。
在漫长的武安商业史上，产生了许多了不起的人物，和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下边这个真实的故事，记载在民国版《武安县志》卷十七《人物传》里——
郄泌，是武安西大河村人，这是距离武安城很近的一个村庄。郄泌的父亲叫郄仰禹，带着郄泌的弟弟郄湘外出做买卖，到远在大西北的凉州贩卖药材。郄泌“居家业儒”，也就是留在家里读书。郄仰禹采购了一批麝香，准备运回老家。麝香很贵重，比白银还要值钱，怎么运呢?当然要雇用驮户。没有想到刚刚上道，这个驮户就动了谋财之心，夜间住进旅店，便在酒里下了毒，郄仰禹父子双双丧命。消息传回老家，刚刚十六七岁的郄泌悲痛万分，伤心欲绝，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好几次。乡亲们劝他：你不能这样只顾悲痛呀!要想办法为父亲和弟弟报仇才是呀!郄泌于是卖掉家里的田产，筹措路费，只身千里迢迢赶赴凉州。途中赶上当时陕甘之间有回民造反，道路不通，郄泌只好北出长城西涉流沙，绕了好大一个弯，在道上走了十多个月，方才抵达凉州地面。到衙门里告状，凉州知州是当地人，一看告状的是异乡客，就有意袒护凶手。郄泌便每日去衙门前击鼓喊冤，一边喊一边哭诉，一直哭诉到眼睛流血。这样告状整整告了三年，不达目的誓不休，郄泌做好了以身殉父的准备。这种孝心让凉州知州害怕，也让他感动。凉州知州依法惩治了凶手，并拿出一百两白银，让郄泌扶灵返乡。把父亲弟弟的灵柩安葬之后，郄泌又子承父业，到肃州做买卖，家业渐渐兴盛。武安先辈外出经商，就是这样历经艰险才获得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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