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关孤竹国的历史文献资料比较稀少、零散，出土的考古资料还不够丰富，所以无论是关于孤竹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还是关于伯夷、叔齐的生平事迹的研究，明显地都受到这一客观事实的制约。
关于孤竹国的记载，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尽管仅仅是片言只字，但是却极为重要。此后，《论语》、《孟子》、《列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太公六韬》和《大戴礼记》等文献虽然对伯夷、叔齐事迹都有一些记载，但是大多都比较简略，只有《史记》的记载较丰富、可靠。可以说，孤竹国主要因为有伯夷、叔齐的事迹而青史留名。
古今提及或者论及伯夷、叔齐生平事迹的人难以胜数。有的高度赞扬伯夷、叔齐的气节和精神，有的则提出疑问或指出不足，有的则借题发挥，批评时政等，但都未能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有关文献资料的分析，通过伯夷、叔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来透视殷周变革之际的政治生态，以及伯夷、叔齐在中国早期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以期更好地把握孤竹文化的精髓所在。
一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殷周变革之际究竟是指哪个时间段?这就涉及武王伐纣的时间问题。关于周武王伐纣的时间，目前学术界有40多种说法。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将武王伐纣的时间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较为可信。而在此前10年，周武王还有丁卯盟津观兵之举，史称“盟津之会”或“孟津之盟”。当时的情况是，周文王卒，周武王姬发即位，不久派出大军，车载周文王的牌位出征，表示“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古者诸侯五月而葬，周武王、姜尚、周公当然不会违制。因此，这次出兵的时间应该是在周文王卒后五个月之内。周武王东进“观兵，至于盟津(今河南孟津，古黄河渡口)”，竟然有800诸侯不约而至，皆云：“纣可伐矣。”然而，周武王审时度势，认为此时伐纣时机尚不成熟，果断下令还师。历史上著名的伯夷、叔齐“叩马而谏”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时。不言而喻，周武王退兵还师，和伯夷、叔齐的“叩马而谏”，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由此可知，殷周变革之际当在公元前1046年前后这个时间段之内。
笔者认为，伯夷、叔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一方面深受原始社会禅让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有不少新的特质在内，这主要来自于伯夷、叔齐标新立异的思想和特立独行的实践。他们既抵制商纣王的暴虐统治，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又反对周武王伐纣，不与周朝的新政权合作，宁可饥饿而死。他们虽然是商朝的遗民，但是他们更忠于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独立操守，可谓开启中国遗民文化和隐居文化的先河，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可能性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后世虽然不乏继承他们反对以暴易暴政治思想的人，但是并未沿着他们的思路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这种对伯夷、叔齐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之精髓的忽视，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遗憾。
二 伯夷、叔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值得后人认真研究，他们的初衷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伯夷、叔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既有原始社会部落时代古老遗风，深受禅让制的影响，又体现了孤竹国政治文化多元发展的独特风采。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多变，自古以来社会发展一直都不平衡。在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发展转变进程中，商朝中心地带和周边地区同样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孤竹国就是商朝北方边远地区的一个同姓方国，地处偏僻，《尔雅》记载：“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孤竹国作为商朝边远地带的方国，由于社会发展比较缓慢，因此得以保存原始部落时代的不少遗风，比如，禅让制的古风犹存。《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中子，即孤竹君亚微的次子亚宪。伯夷虽然是长子，但是孤竹君并未让他继位，而是觉得三子叔齐更合适，这说明孤竹国在这个时期还没有确立长子继承制，仍然坚持选贤举能，古风遗韵，令人赞叹。叔齐让国，一方面是因为伯夷是兄长，体现了孤竹国对兄长依然格外尊重;另一方面则应该是受到原始社会禅让制的影响，体现了孤竹国对古老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尊重。伯夷不受，一方面是因为父命不可违，认为叔齐堪当重任;另一方面，同样也是受到古之禅让制的影响。孤竹国的政治权力运行和交接模式，是一种深受禅让古风影响的政治文化的混合类型，其中既尊崇父兄地位，又坚持选贤举能，可供选择的多种政治模式并存，正体现了当时的政治类型的多元发展和变化，是孤竹国政治文化显著特点之一，在殷周社会急剧变革之际可以说是一个活化石。在权力的巨大诱惑面前，伯夷、叔齐能够自觉地先后让国，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看来，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令人肃然起敬，因而成为千古美谈。
其次， 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是殷周变革之际孤竹国人对政治哲学、政治文化的可贵探索。伯夷、叔齐先后让国以及“叩马而谏”等惊世骇俗的举动并非莽撞行为，除了深受原始社会禅让制的影响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一方面他们都不满商纣王的暴虐统治，因而拒绝任职，逃往外地，投奔“善养老” 的西伯昌，希望静待“纣之自毙” ;另一方面，当他们看到周武王率领大军企图伐纣之时，又大义凛然地“叩马而谏”，并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周武王伐纣之举是不仁、不孝：“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者。’扶而去之。” 伯夷、叔齐的气节感天动地，而武王伐纣在当时确实又具有进步意义。因此，有人认为，伯夷、叔齐“叩马而谏”绝非明智之举，甚至有愚忠之嫌，后人由此出发批评伯夷、叔齐缺乏担当精神等。这说明，不少人对伯夷、叔齐确实有不解、误解之处。伯夷、叔齐的这种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举动，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和商纣王同姓而“爱国”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周武王灭商后，他们“犹有武或让贤之希望”，但是在充分认识到周武王不过是以暴力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新的暴力统治之后，他们才极为深刻地指出：“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的政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人时常引用这个词语。比如：1913年，李大钊像很多人一样，受到袁世凯的蒙蔽，因此李大钊曾经批评国民党领导下的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是“以暴易暴” ，而在1915年袁世凯称帝之心昭然天下之时，周恩来同样也是用“以暴易暴”进行反讽和批评 。又如，印度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特点就是非暴力与不合作。可以说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和3000年前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甘地很可能并不了解古代中国的这段历史。
我们现在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呢?笔者认为，由于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的思想信仰极其坚定，才有可能有“叩马而谏”的壮举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因此他们反对以暴易暴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并非心血来潮，并非天方夜谭，并非异想天开，并非故作惊人之举，并非作秀。那么，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的思想，究竟是否具有可行性呢?暂且不论他们的思想是否具有可行性，至少他们面对暴政，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因而才思想坚定，行动果断。也就是说，至少他们提出了一个极为严肃的政治哲学问题。可惜，人们只知道赞扬他们的气节、品格等，却忽视了他们的政治智慧，可谓买椟还珠!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也是有原因的。由于当时的情况既复杂又紧迫，伯夷、叔齐在具体如何反对以暴易暴方面可能并未深思熟虑，因此他们一时还无法拿出一套可行的办法，令世人信服。
难道真的就没有办法吗?历史却用生动的史实告诉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历史早已证明人类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战胜暴虐的政治。让我们把眼光投向古希腊吧!在伯夷、叔齐明确提出反对以暴易暴之后的200—400年间，即在孤竹国逐渐走向灭亡的期间，古代希腊产生了雅典民主政治。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腊各地在氏族社会组织逐渐解体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了200多个城邦，古代希腊城邦制度开始形成，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以伯里克利时代为代表的雅典民主政治,成为古代希腊城邦社会中先进的政治制度。以雅典城为中心的统一的城邦主要由贵族和平民组成，实行贵族政治，从前的氏族贵族掌握着政治、经济、祭祀等特权，统治着整个城邦。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兴的工商业者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强烈要求打破氏族贵族独揽政权的局面。他们联合其他阶层的平民，和氏族贵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终于使雅典城邦走上了古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为什么早就提出反对以暴易暴的古代中国没有像古希腊一样走上古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不得不长期忍受以暴易暴的苦难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前夕，黄炎培等六人从重庆出发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和黄炎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提问时，毛泽东告诉黄炎培，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找到跳出历史周期律也即反对以暴易暴的好办法，那就是民主。
再次，伯夷、叔齐与殷周变革之际的政治生态及其影响。在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发展转变进程中，政治文化首先面临着从原始社会政治文化模式向奴隶社会政治文化模式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武王革命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一直被人们赞颂，但是武王灭商不过是重复了商汤灭夏桀的老路，在具体政策上虽然有不少调整或革新，但是在政治文化上并没有质的突破。尽管如此，商汤和周武王的壮举在中国历史上还是被并称为汤武革命。因此，《易经》中留下了“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而恰恰是这种天命观制约了当时中国人政治智慧的发展和提高，深刻地影响着当时以及后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和走向。伯夷、叔齐在殷周变革之际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只能像昙花一现，像划过历史上慢慢长夜的一颗流星，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美好的遐想，他们的品行和气节令人击节赞叹，他们的死，令人惋惜和遗憾，可是却没有人以进取的精神继承他们的政治智慧，反而把他们作为隐逸文化、遗老文化的代表，加以称颂，恰恰违反了他们的本意。
长期以来，人们不仅忽视了伯夷、叔齐的政治智慧，特别是忽视他们反对以暴易暴在政治哲学上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而且还忽视了伯夷、叔齐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对殷周之际政治生态多样性进行探讨所体现的多元价值。第一，商周变革在政治文化上是奴隶制政治模式的内在的一种自我更替或更新、变革，在这个重大关头，伯夷、叔齐大胆地毫无畏惧地提出了反对以暴易暴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试图通过对政治哲学的探讨去改变当时的政治运行模式，建立一种崭新的政治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前提必须是非暴力的，即不能用暴力手段建立新的暴力统治。第二，处于商朝边远地带的孤竹国，仍然深受原始部落时代禅让制的影响，但是又有一些新的变化，那就是在孤竹国政权的交接过程中，深受家庭伦理观念的影响。这既是部落时代政治运行模式在奴隶制时代的遗存，又体现了孤竹国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这说明商周变革之际奴隶制政治模式下还有其他的政治运行模式，这是当时政治模式多样性的反映和体现。第三，通过上述对伯夷、叔齐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分析，可以看出伯夷、叔齐实际上并没有以商朝的遗民、遗老自居，他们有更远大和高尚的追求。然而后人多不察其言行的深邃，更不乏把他们当作商朝的遗民、遗老者，这实际上是对他们的误读和误解，甚至是歪曲。更有甚者，还误把他们当作遗民文化、遗老文化的始作俑者。第四，通过上述对伯夷、叔齐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分析，可知周武王取得伐纣胜利后，反对以暴易暴的伯夷、叔齐必然要拒绝周武王的任何好意安排，他们的唯一选择只能是隐居。因此，他们的隐居绝对不是出于对前朝的怀念，更不是为了表示忠于商朝，而是源于他们对新的暴政的失望和坚决抵制，以至于宁可饿死!这是信仰的力量!这是智慧的力量!这是真理的力量!这是人性的光芒!
伯夷、叔齐，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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