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对现代作家有个大排名，叫做“鲁、郭、茅、巴、老、曹”。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左翼作家，正统经典!写《围城》的钱钟书就有点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说来说去，全是一帮书生酸不溜丢的故事。至于张爱玲，就知道写些男男女女，情情爱爱，着实不登大雅之堂。再说张爱玲是什么人?汉奸!大汉奸胡兰成的姘妇，《文化汉奸罪恶史》上有名有姓，说起来好不齿冷!
平心而论，这些话其实太不公允。遑论技巧的精美与针线的细密，单凭她小说里那一抹华丽而污秽的“世纪末”情调，张爱玲就能在文学巨匠的神坛上稳稳坐定一把交椅。听改革开放以前进入评论界的前辈先生们说，当年他们在图书馆灰暗的角落里，翻出20世纪40年代的旧杂志，读到张爱玲那尘埋的文字，谁都有种触电般的感受——原来世上竟有这般锦心绣口!终于，一个美国老头把大家憋在心里的话叫喊出来：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这个美国老头叫夏志清，有个中国根儿，可是大半辈子服务于哥伦比亚大学。他的口号是“发现和评审优美作品”，为了这个口号与一位大鼻子深眼窝的捷克老头——布拉格汉学学派的普实克教授吵得不可开交。
从那以后，这些年来，张爱玲是一日火于一日，多少沾了点“文艺”范儿的人，都能扯几句《金锁记》是如何幽怨痴缠，《倾城之恋》是多么柔肠百转……时间长了，大家的兴趣就不能不由鸡蛋转向下蛋的母鸡。原来张爱玲的出身，可是非同泛泛……
要说鲁迅先生早就讲过，文学天才不是梅毒，不会随着体液传给家人，所以追究什么父女作家、祖孙作家云云，实在没什么意思。可是隐藏在作家血缘后的恩怨纠葛，也确实难免引人八卦一二。大而言之，这叫做“知人论世，尚友其人”;小而言之，正是“资闲谈，备掌故”。要读懂张爱玲，还得从他爷爷说起。
“黑都老爷”张佩纶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一个风姿潇洒、面容白皙的青年来到北京，准备参加会试。青年只有二十岁出头，性格活泼，爱交朋友，很快和翰林院里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打成一片。青年讲话的口音有些奇怪，有时接近苏杭的温软，有时又是北人的爽利。他的口齿很伶俐，而且特别善于抓住问题的重点，性格张扬、能办事，所以没过几天就混成了京城文艺沙龙的中心之一。这位青年就是张爱玲的爷爷，名叫张佩纶。
张佩纶老家河北丰润，他父亲官做到省部一级，只可惜早早死在了安徽按察使任上。他的侄子张人骏年龄比他还大两岁，中进士也早一科，这时正在翰林院当庶吉士。通过张人骏，张佩纶和另一位青年才俊张之洞结为莫逆之交，两人一起讲学问、搞政治、组织同人集会……丰润、南皮二张，一时交相辉映。
那个时候，年轻的翰林们高举着“道德”大旗干预政治，有所谓“翰林四谏”的美誉。“四谏”也者，河北人张佩纶、张之洞，皇帝的本家宝廷，以及南方人黄体芳或者陈宝琛。他们也叫做“四大金刚”。还可以把绰号“铁汉”的邓承修加进去，合称“五虎”。除了这六个人以外，每天和他们一起吃饭、喝酒、上奏章的还有吴大、王懿荣、刘恩浦、张华奎等几个人。这帮人当时号称“清流”，他们的团体被称为“清流党”。
清流谐音“青牛”，当时人开玩笑地区分出青牛头、青牛角、青牛肚、青牛鞭、青牛尾等部位，分别对应流品不同的清流党成员。清流党的首脑，军机大佬李鸿藻是青牛头;爱上弹章劾人的张佩纶、张之洞是两支青牛角，因为牛角专门用来顶人;陈宝琛是青牛尾;王懿荣是牛肚;风流的宝廷则是牛鞭;还有重要性较低，负责跑腿的小伙计，就叫做“青牛腿”。张佩纶是他们中奏折写得最好、社会声望最高、政治能量最大的一个。
如日中天的张佩纶绝对是个偶像级的大帅哥。记载称他“仪容俊伟”，而且“喜穿竹布长衫，当时士大夫争效之”，可谓流行时尚的引领者。人们像现代人追星一样崇拜他，模仿他的穿着举止。后来张爱玲对时装极其讲究，自己设计各种华服，可能就是跟他学的。当然，也可能是小时没有好衣服穿留下的阴影——她母亲曾给她两条路选择：花钱妆饰自己，以便早早嫁人;或者穿得破烂些，省钱交学费。张爱玲选择了后者，所以小时候一直没钱打扮，成名后要变本加厉地补偿回来。
看看同一代人事后的评价——小报作家沃丘仲子(费行简)的《近代名人小传》这样说张佩纶：
官翰林日，频上书弹京省官吏，封章多于台谏。其奏疏深文周纳，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孝钦(慈禧)意，故所言无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旧所鲜有也，言路益发扩，朝士多持清议，辄推佩纶为主盟。
当然那时的小报，如果写到上海妓女，绝对丁是丁卯是卯，眼里不揉沙子，谈起上层政治，口风就和今天的北京出租车司机相去仿佛。他说张佩纶弹劾别人的封章很多是真的，“朝士清议推为主盟”也不假，至于慈禧太后看了奏折之后心里怎么想，就全是小说家言了。张佩纶弹劾人，不仅笔锋凌厉、直插要害，而且一点儿不讲交情。连他老父亲的好朋友，后来成为他岳父的李鸿章，偶尔也免不了被弹奏上几句“跋扈”。
“清流党”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问题，台湾学者林文仁有段学理分析：
其所指涉，乃光绪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为盛——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主要工具，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全面发挥中国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也由于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以成声援之势力，遂有“清流党”之称。
这是一种传统的政治习惯，宋、元、明、清史不绝书。不过，清流党的声势如何还要看皇帝以及当轴的态度。万一遇上不好这一口的主子，清流们难免发配杀头，结局凄惨。幸好在张佩纶登上政治舞台时，枢臣李鸿藻、阎敬铭都和他们通同一气，所以弹章所向，势不可当。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就吃了这个大亏。
陈宝箴是晚清有数的能臣，现代人记住他，除了他的儿孙中有诗人陈三立、史学家陈寅恪、画家陈师曾外，还因为他是戊戌变法的大将，后来被慈禧恨得牙根痒痒。当年他在河北任道员时，曾参加过“王树汶案”会审，这场案子闹出了“临刑喊冤”的娄子，惊动了刑部覆案。陈宝箴那时已经升任湖北按察使，留在北京想等个处理结果再去上任。不料张佩纶为此重重参了他一个“留京干进”。
当时军机处掌权的大臣都是张佩纶同党，所以朝廷下谕，准备追加处分。陈宝箴接受不了，上疏抗辩：“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思竭忠补阙，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吾当不恤自明，籍发其覆，备兼听。”于是他痛加反击：“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也就是到皇帝那里打官司说张佩纶作威作福，拉帮结伙欺侮了他!谁知张佩纶的笔杆子更是厉害，居然顺势又弹劾陈宝箴“哓哓失大臣体，请再下吏议”!
朝廷命阎敬铭查问此事。阎敬铭本是出了名的清廉强项，他死后谥号“文介”，意思是“耿介”，风骨凛凛。可是就连这位阎文介也要左袒清流党，最终，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气得他干脆辞官不做，足足七年以后，清流党早已风流云散，才重新出山。
从这件事可以想见张佩纶风头之健。影射历史的政治小说《孽海花》说：“这些人里头，我只佩服两庄，是用世之才。庄寿香(喻张之洞)大刀阔斧，气象万千，将来可以独当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庄仓樵(喻张佩纶)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张佩纶的奏折还是很有道理的。传到现在的档案、信札、日记证明，他是一个正直爱国的好人，而不是小说里那一位“手长心黑”的政治投机家。不管怎么说，张佩纶官职提拔很快，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左副都御史，也就是中央主管监察事务的副长官。北京的俗话管这个职务叫“都老爷”。张佩纶弹劾的人多了，大家都怕他，所以管他叫“黑都老爷”。
不难想象，他的政敌一定恨他恨得咬牙切齿。李慈铭就曾经在《越缦堂日记》里破口大骂：“近日北人两张一李，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八关后裔，捷径骤进，不学无术，丧心病狂，恨不得居言路以白简痛治鼠辈。”意思是说“两张”都是“一李”豢养的恶狗，几个人结党营私，把持朝政，他李慈铭老先生恨不得赶快当上御史，好向皇上狠狠告他们一状……
所谓“两张一李”，就是那个年头的政坛核心。《李鸿藻年谱》说：“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多以公(李鸿藻)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折，亦先得公之同意。”有些历史学家把他们称作“北派”，而把李慈铭和他的幕后老板叫做“南派”，两派不合叫做“南北党争”。“南派”早期首领为沈桂芬，后期为翁同，翁氏门下聚集的一帮名士，比如盛昱、王仁堪、文廷式、张謇等，又有一个名号叫“后清流”。后来张佩纶战败马关，倒了大霉，就有王仁堪、张謇这批人出来落井下石，事情记载在郭则沄《知寒轩谈荟》里。
南北方汉族士人的交恶，从咸丰归天、慈禧上台之初就露出端倪，两派矛盾真正激化，却在翁同行了一场反间计之后——一提到翁同，大家总想起那个宰相当得不好，搜刮文玩字画却极在行的光绪帝师。其实翁某极有权谋，爱玩心计，就连李鸿章和荣禄这样的政坛红人，都被他排挤得狼狈不堪。本来翁同与李鸿藻一起做过同治皇帝的老师，关系友好，可是一等到光绪四年李鸿藻回家为母亲守孝，他就凭着江苏人的身份投奔了沈桂芬。沈桂芬看出机会，叫他去侦查李鸿藻手下头号要员荣禄的动作。
翁同跑到荣禄家里，手舞足蹈地大骂沈桂芬“真不是人”，不仅“对不起朋友”，而且“家庭中亦有不可道者”!荣禄见翁同把沈桂芬的亲娘老子大骂一通，遂以为翁、沈交恶，对他不再防备，心腹机密都向他敞开。翁同得计，回到沈桂芬身边，把荣禄出卖得一干二净。上了恶当的荣禄被坑得丢官去职，狼狈不堪。对这件事，李鸿藻的亲信陈夔龙和翁同的同党文廷式都有记载。翁同做下这桩勾当，自然是官运亨通，马上由侍郎升任尚书，并且调到油水丰厚的工部。同时北派则恨他入骨，张佩纶立即带头出面，弹劾他和他的侄子翁曾桂。
或许可以得出一个俗套的结论——中国人的悲剧就在于拉帮结派。南北派都是爱国的读书君子，各有一批才子和能人，只因为政见不同，互相排挤倾轧，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慈禧老太太一伸手，把两个葫芦统统按在水里，另外提拔了一批昏庸无能，只知道点头哈腰讨老太太欢心的庸才上台。清朝的最后一丝元气就这样被耗尽。
黄秋岳说过，慈禧对汉族名士，不管哪一派，都是一样厌恶：“故自直声奋发之四谏，戊戌变政之六君子，从容就义之袁许，以暨于号召革命之张季直、汤蛰仙，其中主张有绝相背驰者，殊途同归，皆为西后所切齿，终身不复尚用有气节有智识之士人，卒以断送清朝三百年之天下。”北派覆没于中法战争，南派遭殃在甲午之战，还有其他的洋务派、康梁党，谁都不能扭转她的心意，为苟延残喘的清朝续命。
回过头来想想，慈禧对汉族名士的憎恶可是有来由的。想当年肃顺执掌大权，认识到只靠满族一家的力量维持不了清朝统治，因此对汉族官员十分优礼，曾国藩等豪杰和王闿运等名士都被他笼络。孰料世情翻覆，慈禧登台，肃顺等八大臣人头落地，汉人纷纷失宠……也许从那时起，就埋伏下了后来的一桩桩政治悲剧。
风流诗人宝竹坡和莽撞的盛伯熙
陈宝琛说张佩纶，“一身之升沉荣悴，实为人才消长、国运隆替所系”。他以名谏始，代表清政府最后一次励精图治;他以诗人终，却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张爱玲有心写小说，张佩纶无意做诗人。
在张佩纶最得意的时候，官场上下罕有不怕他的人。《孽海花》形容说：“半年间那一个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惊心，他所到之处谁屁也不敢放一个……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气焰熏天。”有人数过，光是三品以上的大官，就被他弹劾过二十一人!可这背后早就埋下了危险的隐患。
清流党的倒台，从宗室贵族宝廷开始。宝廷和盛昱是那时响当当的两个八旗才子。前者是诗人，三十岁时就自称写过五千首诗;后者编辑过著名的满族文学总集《八旗文征》。事情就坏在这两个书生气十足的公子哥身上。
诗人是浪漫的，浪漫的诗人是好色的。偏偏满族的老祖宗开国时定下两条规矩：第一，北京城一律不许娼妓营业，否则被“都老爷”抓住要打板子;第二，八旗子弟无故不准离开北京，否则捆起来押送回去。这两条规矩可憋坏了浪漫的宝廷大诗人。所以一旦有机会到南方出差，主持科举考试，宝诗人就被温柔的“江山船娘”勾直了眼睛。
在南方很多水网繁密的地方，曾经生活过一种船居的群体。他们生老病死都在船上，很少上岸。陆地居民视他们为贱民，从来不与通婚。这种人在浙江的称为“九姓渔船”，在福建、两广的叫做“疍民”。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舍舟登岸。今天在广州等地，还有极个别疍民后裔保留着船居的习惯。
这些群体的起源复杂难考，颇有争议。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中的青年女性往往经营淫业。想象一下，泛舟山温水丽的富春江，一个漂亮可人的女孩子陪你低声软语，侍酒斟茶，这份温柔阵仗，哪里是宝廷那种没开过眼界的“文学中老年”能够抵挡?据李慈铭说，宝廷初到浙江，就迷恋上一个船女，甚至把她买回家中。可是这种事情，既违反规定，又很不好听。所以宝廷自己走陆路回京，让女方乘船走运河，以掩人耳目。谁知那姑娘居然放了他的鸽子，叫宝廷讨了好大一场没趣。
宝廷并不就此罢休。他在结束福建乡试主考职责，由水路回京途中，又搞了一段罗曼故事。李慈铭《日记》说，宝廷这次吸取了前回的教训，带着女孩一起坐船。结果走到袁浦县，被县令纠诘，“欲留质之”。宝廷的反应很够光棍：他详详细细写了一份奏折，先把公务交代清楚，特别是推荐了郑孝胥等人才，然后大笔一转，自我批评：“我以前总是批评别人的错误，现在自己干了坏事，也不能放过。我弹劾自己，要求处分!”李慈铭说宝廷还煞有介事地交代理由：“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兄弟五人，皆无嗣，奴才仅有二子，不敷分继，遂买为妾。”
按说晚清的官员出差，搞点绯闻并不稀罕，可从来没见过这么认认真真谈婚论嫁，然后还老老实实交代错误的人。那封混账加三级的自劾书一到北京，就引起了朝野震动。
清流党的朋友们又是恼火，又是痛惜。事闻朝廷，恰逢除夕，慈禧懒得批阅文件，就由军机处代拟谕旨：
宝廷奉命典试，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于归途买妾，任意妄为，殊出情理之外。宝廷著交部严加议处!
伤心而失望的张佩纶写信给李鸿藻说：“竹公器小易盈，可为太息痛恨。其意方援子卿胡妇、澹庵黎娃以自解，真谬妄也。圣恩仅予严议，已为宽典矣。”子卿就是苏武，在匈奴时曾与胡妇生子;澹庵是南宋鼎鼎大名的忠臣胡铨，被秦桧迫害贬谪岭南后，爱上了当地美女黎倩。宝廷引用这两个典故替自己涂脂抹粉，未免驴唇不对马嘴。
光绪九年元月十三日，张佩纶看望过刚刚回家的宝廷，再次致信李鸿藻：“今日过竹公，然而不见。其世兄云，微有悔意，谓负圣母、负公，又负二三同人也。”宝廷号竹坡，“竹公”是对他的尊称。宝廷回京自感没脸见张佩纶，只好让儿子转达对主子慈禧、领导李鸿藻和朋友们的歉意。
也难怪张佩纶他们如此紧张。宝廷事件给了敌人攻击清流党的口实。李慈铭有一句刻薄的讽刺诗一直流传到现在，大家人人都听过：“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上联指宝廷的文集名叫《宗室一家草》，一般人看不明白，所以传讹了也作“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这后半句嘛，当时有些笔记埋汰宝廷说，其实他娶回的女孩一点也不漂亮，岁数很大，而且满脸麻子坑!只不过宝大诗人高度近视，看不清楚——对这个说法，我绝对不信。
由于宝廷的事情实在太不靠谱，后人往往怀疑其中是不是另有深意。黄《花随人圣庵摭忆》就说，“竹坡当日以直谏名天下，阙后朝局变，亟以纳江山船妓案自污。”意思是宝廷早就看出了清流党要倒霉，所以借着桃色事件脱身。要真是这么一回事，那宝廷可就太不够意思，也太蠢了。因为清流党里下场最惨的张佩纶，也不过就是到张家口下放锻炼三年而已，哪里犯得上早早去当逃兵?
宝廷当官时尚且穷得经常吃不上饭，丢了官当然只好带着两个儿子挨饿。他娶来的江山美人似乎没能给他添丁进口，凑足五个儿子。后来八国联军进北京，他供职翰林院的二儿子壮烈殉国。这些题外话权且按下，总之经此一事，清流党声势大受挫折，仿佛日后张佩纶的惨淡收场已经在预演。
树木从根处烂起，政治由顶上塌台。清流党的败落源于内讧，而李鸿藻的军机班子集体下台叫清流党在朝中没了撑腰之人，才是直接原因。事情还是从张佩纶起头：
1882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因为母亲病故，需要回老家“守制”百日，留在天津的一大摊子政治资产，就得找个放心人来看守。李鸿章是合肥人，淮军是他一手创办的独家买卖，所以他听从张佩纶的意见，把这个叫人眼红的座位交给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暂时署理。李、张二人万万没有想到，张树声早不是当年那个恭承指使的下属。他已经萌生野心，打算趁机取李而代之。
张树声大家不太熟悉，倒是他的曾孙女——作家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以及旅美昆曲名票张充和最近被炒得很热。此公乃是合肥大佬，他的儿子张华奎向来跟着清流党跑腿打杂，所以外号“青牛蚤”——依附在牛身上的跳蚤，或者叫“青牛靴子”，就是比“青牛腿”还低一级。为了拉拢张佩纶，借借他的威势，张树声派儿子接洽，奏调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野史传闻说，张佩纶本已首肯，却因李鸿藻的反对而变卦，不仅如此，张还让密友陈宝琛弹劾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一番好意居然酿成怨恨。
不久，李鸿章回任，张树声交卸差使，乖乖回到两广总督原职，事情一切作罢。这件事情里，张家父子可谓“羊肉不吃得，空惹一身骚”。刘体仁《异辞录》说：“靖达遂以是得罪南城舆论，直至移督两粤，开缺从军，众口雌黄，犹未已也。”所谓“南城”指代的是汉族官员，因为当时汉族京官都住在北京宣武门南一带。张树达因为这件事，在汉官圈子里弄臭了名声，一辈子也没能洗脱。张华奎当然从此恨透了张佩纶。面上虽然不提，背后却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
机会很快到来。中法战起，清军局面糜烂，张佩纶保举的将领唐炯、徐延旭统统吃了败仗。按当时的习惯，他保人不明，应该为此负责。“南派”官员王仁堪、王仁东兄弟——就是文博大家王世襄的伯祖和祖父——很不客气地致信张佩纶，叫他“自请罢斥”，否则大家撕破脸面，做上一场：“前闻越南北宁失守，由于徐某调度乖方……拟请吾丈以徒采虚声、贻误大局自请议处。……某谬附故交，又复长承教益，故敢以古谊责备贤者，如谓所见大谬，即以此纸为绝交书可也。”
前文说过，宝廷刚刚因桃色事件“上疏自劾”，现在王家兄弟又想逼迫张佩纶走这条华容道，这叫张佩纶情何以堪!他愤怒地回答：“鄙人怨家甚多，不患无人弹劾……何必自劾以为人解!”
张华奎和王家兄弟一拍即合，三人一起找上了出名的笔杆子盛昱。盛昱号伯熙，出身宗室，性格正直而迂腐，和张佩纶一样喜欢弹劾官员，被人称作“后清流”。这位盛大老爷向来天不怕地不怕，他的文章比张华奎想象中厉害得多，重点不说张佩纶“滥保匪人”，却把整班军机大臣挨着个臭骂了一顿。
那时慈禧本来正在为枢臣们坚持原则、直言进谏而生气，忽然得到这份奏折，怎不大喜过望!当即借着盛昱的弹劾为引，将军机大臣统统撤换。在此事件里，张佩纶表面上没受直接打击，可他的后台奕、李鸿藻等人却统统卷了铺盖。
于此必须赘述几句：盛昱和王仁堪、王仁东兄弟的本意全都为国为民，光明正大。只可惜几人政治眼光短浅，不识大体，而且自信太足罢了。盛昱向来以正人君子自命，对人对己要求都很严格，所以声誉极高。王氏兄弟颇有大义灭亲的悲壮色彩，因为与张佩纶一起被弹劾的陈宝琛正是他们至亲的妹夫。就像《老残游记》说的那样——天下事坏在小人手里的不过十之一二，坏在刚愎自用的君子手里，却有十之八九。
篑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
张佩纶马上品尝到朝中无人的艰难。他被委派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李鸿章明确地告诉他，这个任命是叫他去送死：“公会办实系贬谪，只合浮湛，乃如此勇于任事，又任必不可任之事，为中外众射之的，能毋痛惜耶?”
局面的困难不在任务本身，甚至不在福建沿海，而在北京朝堂上各种力量的牵掣。慈禧太后觉得一再战败实在有失“我大清”的体面，必须尽快打出威风;文官众口一词地高唱战歌，因为他们不必为具体战事负责，只需考虑“政治正确性”;可是清廷那几位最有军事经验的老将，却几乎一致认为胜算渺茫。悍勇善战、屡当大敌的曾国荃甚至做出结论：
我师今与西师战，有十六字秘诀，曰：先去先败，后去后败，同去同败，不去不败。
总而言之，必败!所以多年以后黄在笔记中批评李鸿章没能阻止这个任命，既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张佩纶：“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其实以当时群情汹汹的舆论倾向，就算李鸿章真的“以死生争”，恐怕也是枉送性命。至于倒霉的张佩纶，百般挣扎也无法脱身，只好乖乖走马上任。
张佩纶不是没有打败孤拔舰队的本领，真正让他犹豫不决的是击败孤拔舰队会带来什么后续反应：法国会不会大举增兵，使得局部冲突演化为全面战争?他必须顾虑类似6月23日“观音桥事件”的严重后果——当时中法两国刚刚签约，两国军队就擦枪走火，中国军队占了上风，打死打伤法军50余人，以致法方大怒，战争升级。当时粗陋不堪的情报水平无法支持清朝方面做出任何判断，中国人也还没有类似战争的经验，他只有赌博，但他又偏偏不能赌博。在犹豫中，战机被遗失。张佩纶自己也明白这些，他抱怨：“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改。”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他个人，一场灾难都在降临，他能怎么办?
明白这些，就不难理解李鸿章对败军之将张佩纶的理解和歉疚。三年遣戍结束后，李鸿章热情地接纳了这个他本十分欣赏的后辈。张佩纶的第二位夫人边氏已经去世，李鸿章就把自己美丽而聪慧的爱女填房给他。这位被张佩纶挚爱着的李夫人，就是张爱玲的祖母。张李二人的婚姻，可能是张爱玲在家中感受到的唯一一份甜蜜爱情。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记载：“戊子十一月七日，合肥使幼女嫁张佩纶。张年四十，已三娶;幼女年二十，敏而能诗，合肥爱之。张入合肥署用二品顶戴，合肥行数万金请于奕，谋以道员简放。慈禧恶其闽江之败，未得行。”不管是不是因为“闽江之败”，总之张佩纶是上了慈禧的黑名单。就算李鸿章的老面子、奕的受宠信，也不能替他说好话。
官场彻底失意的张佩纶在情场上却相当得意。李菊藕有张爱玲的才华，却比张爱玲多了一身大气;张爱玲像欧阳锋，李菊藕像王重阳。她岂止是位妙笔生花的才女，单凭她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就叫人看着喜欢。光绪十五年己丑五月二十一日，张李夫妻翻看宋代笔记《清波杂志》，读到理学家胡瑗的“嫁娶说”，李菊藕对所谓“嫁女须胜吾家，娶妇须不若吾家”的说教大大地不以为然。她认为：
此矫世之言也，非圣贤之言也。夫其所见似与世之求援系者稍异，然充类尽致则贵家之女将无可嫁之士，而贫士可以乞丐之女为妻矣，岂理也哉!夫嫁女须胜吾家，娶妇须不若吾家，第以防其骄而亡。其妇女平日若教以三从四德，何至入门而骄其尊，傲其夫婿哉!不清其源，治其本，而于姻戚之家斤斤计较其贫富贵贱，所以似高而实陋耳。
当然啦，如果按照胡老先生的说法，既然没有人比李家更富贵，咱李大小姐又得嫁给谁去?您别担心，咱是好姑娘，很温柔的……
张佩纶和李菊藕夫唱妇随，谈文论诗，像极了宋朝的赵明诚与李清照。四十多岁的张佩纶，不是一位“瘦的诗人”，他身体已经发福，看起来迟钝而笨拙。但他的谈锋依旧敏捷，声音依旧温和。李菊藕也不介意他的落魄失意——毕竟论起功名勋业，天下还有谁人能够胜过她的父亲?倒是张佩纶这么一位悲情人物，或许更能唤起她的疼惜。张佩纶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以后的日记题为《兰骈馆日记》，这个名字蕴含着他们夫妻一段韵事。
张佩纶珍藏定武本《兰亭帖》，上面有阮元的亲笔题跋;李菊藕“酷嗜《兰亭》”，李家藏有王秋坪原藏神龙本《兰亭帖》，帖后翁方纲手跋长文《神龙兰亭考》。张李结亲，两件文化瑰宝珠联璧合，实为盛事，李鸿章为此亲书“兰骈馆”横额“悬之闺中”。
所以张佩纶的老朋友，大诗人梁鼎芬写了两句诗给他，既是嘲弄，也是祝福和恭维：“篑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
李鸿章和张佩纶都是话题人物。当年的社会舆论把马江战败之责归于张氏，所以有关两家的婚事就很多不靠谱的谣言。最夸张的是陈一《睇向斋秘录》，居然造谣说结婚时张佩纶年近花甲，李菊藕则是四十来岁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李鸿章聘请张佩纶教李菊藕念书写字，结果两人勾搭成奸……刘体仁《异辞录》记载的一副对联虽然没有那么直白，言辞之刻薄却也不在其下：“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幼樵是张佩纶的字，西席就是家庭教师。不少人真就信了这些鬼话。其实张佩纶死时不过五十四五，他来保定也不是做家庭教师，而是来主持莲池书院。莲池书院的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属重点大学，张佩纶就差不多是个大学校长。而且莲池书院还是清代书院中办得最好的一所，声誉不次于现在的清华北大。
曾朴《孽海花》和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写这桩婚事，还有段想象丰富的戏说：张佩纶充军归来，入李鸿章北洋幕府，某次探李鸿章病，在案头看到两首诗：
鸡笼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宜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军我自宽房，乘障谁教使狄山;
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虚贾席，玉阶何事请终缨;
豸冠寂寞丹衢静，功罪千秋付史评。
写马江之战，委婉含悲，道尽他的衷曲。询来却是李鸿章爱女的手笔。李嘱托他帮忙物色一个女婿。张问：“才学地位应当如何?”李说：“像你这样，便好。”好个张佩纶，居然就打蛇随棍上，跪地求婚。李出口难收，只好应允。
小说家只图说来新奇，吸引眼球，全然不顾是否符合情理。且不说张佩纶绝不可能如此荒唐无礼，就算他当真吃了熊心豹子胆，戎马半生杀人无算的李合肥也会唤声：“左右，与我把他叉出辕门!”
不过曾、高两先生记事虽然荒谬，那两首诗却可能是真的。若然，我们可以宣布张爱玲的文学天才，遗传自她的奶奶。这两首诗写得典饬端严，分寸妥帖，严丝合缝，措辞用事决不落空，叫人读了只有赞声佩服!《孽海花》说到这两首诗，有几句内行评价：“一起便得势，忧国之心，盎然言表……责备严谨，的是史笔。”
虽说都是才女，可张爱玲和她奶奶是不一样的。张爱玲沉浸在情感的内部世界里，管他天崩地裂，我只轰轰烈烈爱一场，虽然也会写到战争、也会评论时事，却都未免隔了一层。李菊藕却是宰相的女儿，就算坐在闺房绣闼里，听见看见的也都是国计朝猷，所以和丈夫说起私房话来，也免不了使用些“宏大话语”。
李菊藕的《绿窗绣草》等诗文手稿，在从南京往上海的旅途中，被偷儿当成金珠首饰窃走。我们要追寻张爱玲才女奶奶的文字，除了这两首诗，就只好到她丈夫的日记里爬梳。
张佩纶最终以一个不太成功的诗人结局。汪辟疆有名著《光宣诗坛点将录》，用《水浒》一百单八将比拟光绪、宣统年间的诗人。张佩纶被点为“地杰星丑郡马宣赞”，地位不及他的朋友“天巧星智多星吴用”陈宝琛和“天威星双鞭呼延灼”张之洞。他的诗“抑塞无俚，语多愁苦，忧时之言，回肠荡气”。说来张佩纶文字中最出色的还是奏议疏牍。可是废弃投荒的他，虽有一杆五色妙笔，又到哪里去施展呢?
他在1903年猝然去世，死时李菊藕所生的两个孩子都尚小。所以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以及与爱玲长期相依，对她影响最大的姑姑张茂渊，都由李菊藕教养成人。
张爱玲的早年记忆
说来好笑，一直活到二十出头，张爱玲还不知道自己是谁家的孩子。
20世纪40年代上海杂志《古今》上有主编周黎庵的一篇文章，介绍张爱玲。文中说到：
询其家世，初颇茫然，仅谓先祖父母在《孽海花》中颇有一段Romance云。余大疑，南海侍郎于《孽海花》中初无恋爱事迹可稽，有之，其唯丰润。乃询其籍贯，则河北也;询其父之外家，则合肥也。遂告女士以丰润之后，亦既恍然。
原来张爱玲只清楚奶奶出身名门，至于她爷爷，除了姓张之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读过张爱玲《对照记》等书的人都能感觉到，她和亲戚接触不多，与父亲关系很差，甚至与母亲也不亲密，只有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姑与她相依。在上海，张爱玲简直是迫不及待地追寻一丝温暖，并为此投入胡兰成怀抱。可最终，她觅到的两位良人居然都非所托，最后在孤独中离开她的读者。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把她塑造得如此特别?
她的父亲名叫张志沂。娶妻生下张爱玲后，刚刚结婚生子的张志沂通过其六叔张佩绪之子，交通总长张志潭，在津浦铁路局谋得英文秘书的优差，生活很好。据张爱玲说，因为生活浪漫，影响到张志潭的官誉，他丢掉了第一份工作。之后张志沂又在某日资银行当英文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坚决不做汉奸，主动辞职，从此失业，困顿以终。
这么说来，张志沂算得上“贫贱不能移”的一条铮铮好汉子，可惜张爱玲不这么看。在她眼里，一个不能给家里带回面包的男人，就够不上一个父亲的资格——真的，她和弟弟张子静一直把父亲叫做“叔叔”。比如1989年1月20日，晚年的张爱玲写给子静的信：“我十分庆幸叔叔还有产业(指张子静在上海蜗居的斗室)留下给你。”主见不多的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里跟着姐姐的调门说：“我不知父亲到底继承了多少遗产。但至少1935年左右他在虹口还有八幢房子出租;也还有一些田产和古董。十余年之间，这些财产都成乌有了!……所有败家的本事，他无一不缺。”一切的抱怨与不和，都是由于穷：“刚回上海那几年，我们家的房子越住越大，后来就越住越小。终至于我父亲和后母的晚年，只有一间租来的小房屋足以容身。”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张志沂保持了气节，却搭上了家庭。
当然，张爱玲对父亲的成见，还有更八卦的原因。她的母亲是位个性极强的新女性。为了追求个性自由，她乘小姑张茂渊留学英国之机，抛下两个年幼的子女，借监护的名义与张茂渊一同离开家庭。张志沂偏偏又是个旧式的男人，风流多情，眷恋一个叫“老八”的妓女。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张志沂、黄逸梵夫妇终于宣告仳离。
张爱玲开始随父亲生活，后来父亲续娶，她就弃父投母而去。那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张志沂与光绪皇帝老师孙诒经的孙女、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的七女儿孙用蕃在天津国际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孙家家教好，基因也优秀，生出的闺女很受高门大家欢迎。当时所谓“孙家的女儿大家抢”，抢到好儿媳的有庆亲王奕、盛宣怀、袁世凯和冯国璋。孙用蕃与张志沂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白头到老，本是一件幸福的好事，可是颇有一点乖僻的张爱玲就是接受不了这位继母，甚至打过继母一记耳光。
乖僻的性格让她留不住家庭，也交不上朋友。比如同在上海号称才女的潘柳黛就和她翻了脸。这种性格是她生命中两位最重要的女性——母亲黄逸梵和姑姑张茂渊熏染出来的。
黄逸梵本是大家闺秀，她祖父黄翼升官至清末长江水师提督，是从一品的封疆大吏，堂堂男爵。黄翼升是李鸿章的手下，曾经跟着李鸿章打过捻军。她父亲黄宗炎花钱捐过广西桂平梧盐法道。到黄逸梵出生的时候，正是“家庭革命”的新思潮最红火的几年。许多名门大户的娇小姐都幻想着冲出家庭，留洋恋爱，最好再玩点自由结婚、反抗殉情之类。黄逸梵不仅想了，而且还付诸实践了。可惜她冲出家庭不在婚前，而在婚后，难免给子女带来一些痛苦。张茂渊有很多奇人奇语，都写在张爱玲的文章里。她一直独身到78岁，终于嫁给了初恋情人。
黄逸梵自然不愿把张家的事迹告诉张爱玲，孤僻古怪的张茂渊也因为争家产和亲人闹得很不愉快，所以张爱玲对家事非常隔阂。在她那混杂错乱的印象里，祖父“世代耕读，他又是个穷京官，就靠我祖母那一份嫁妆”，言下把张佩纶当成了吃软饭的花子。经常带着母系的优越感看人，自然也就和其他张家人，特别是张志沂、张茂渊的异母兄长张志潜相处不好。弄到后来，张爱玲就成了一只离群的孤雁，独自飞到上海，飞到香港，飞到美国……
胡兰成是第一个走进张爱玲生命的男人，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对于翻炒祖父张佩纶的冷饭叫卖，张爱玲显然并不十分热衷。可是惯吃软饭的无行文人胡兰成却乐得拿来点缀一下门面。两人甫一结识，胡兰成就写了《论张爱玲》，吹捧所谓“贵族血液”，结果被怨家潘柳黛嘲笑说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说是‘喝鸡汤’一样”。到了日本投降汉奸倒台，胡兰成亡命温州时，甚至化名张家后人，并向朋友吹嘘起“张家”家世!夏承焘《天风阁日记》里写到一个“张嘉仪”，那就是胡兰成在表演。后来胡兰成写文章，也还时不时总要炫耀一下自己这位旧爱的出身。
同时京津地区有个大汉奸王揖唐(逸堂)也喜欢吹嘘妾妇的家世。两人一南一北，恬不知耻，“交辉共映”，好像一双臭袜子凑足左右两只脚。王揖唐娶了一个妓女做姨太太，这个女子居然是大学问家徐乾学的后人!当年徐家“传是楼”藏书天下无双，得意的王揖唐便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今传是楼”，大加炫耀。王揖唐的政坛地位比胡兰成高得多，文章和学问也比胡兰成强不少，不过他写的都是文言文，现代人不大看得懂了。
张爱玲来上海卖文时，抗战早已打响，稍有正气的作家或退至后方，或隐居不出，上海滩唯有各路牛鬼蛇神在卖力表演。一群文痞文丐急匆匆地宣布“新文化运动已经失败”，要求小说都去讲讲爱情或者艳情。张爱玲游走在他们中间，写下的文字却有一种高傲的清丽与感伤，评论家傅雷甚至从中读出几分鲁迅的味道。
傅雷1944年5月在上海《万象》杂志第三卷第十一期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署名“迅雨”：
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或者痛快地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我不是鼓励悲观，但心灵的窗子不会嫌开得太多，因为可以免除单调与闭塞。
作家需要乞灵于生活。初登文坛的张爱玲阅世未久，她写男女爱情时，那冲洗不去的感伤情调不知何来?也许来自天生，也许来自朋友，也许——来自家庭?
不管怎么说，从张佩纶到他的孙女张爱玲，才人风流，一定会成为千古艳称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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