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润张家名人举隅
张人骏(1847年-1927年)，字千里，取“人中骏马，驰骋千里”之意，进士出身。号安圃，晚号湛存居士，直隶丰润县大齐坨村人。1866年(19岁)中同治甲子科举人。1868年中同治戊辰科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庶吉士，曾出典四川副考官转召谏，以兵科、户科、吏科给事中掌广西、湖广、山东、四川各道监察御史。为人凝重，操履端洁，察史颇严。历任山东布政使、漕运总督、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1909年改任两江总督。1927年去世，享年81岁。其叔为张佩纶，他的侄女就是张爱玲。
张佩纶(1848年-1903年)，字幼樵，一字绳庵，又字篑斋。直隶(现河北)丰润人。同治九年举人，十年中进士，十三年授编修。光绪元年大考翰詹时，名列二等第三，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1882年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中法战争初起，主战。受命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七日，病死于南京，终年56岁。毕生致力于研究《管子》，擅长奏议，著有《涧于集》、《涧于日记》。近代著名作家张爱玲是张佩纶孙女。
张爱玲(1920年-1995年)，中国现代作家，本名张。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藕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
石家庄市长安区，有一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宿舍，整整齐齐的楼房，不太宽敞但十分安静的院落。2013年12月中旬，张守中先生就在这里的家中接受了访谈。先生精神矍铄，面庞酷似照片资料中的张人骏。他是张人骏的曾孙，调查家史已有三十多年，整理出版过《张人骏家书日记》、《张人骏墨迹选集》等史料。走进先生的书斋，书架插天，图籍满布。墙上悬挂的斋名“守素堂”，出自冯其庸先生亲笔。当年冯先生钦佩张守中先生书艺，嘱人求字，并书写斋名回赠。在记者叩问下，一桩桩张家往事从张守中先生口中娓娓流出，不仅为学林提供了资料，也给掌故爱好者增添了不少秘闻。
张爱玲说错了
“有关丰润张家和张人骏，读者从张爱玲的描述中接受了一些说法。很多事情张爱玲说得不对，但我也不好反驳——因为她毕竟是张家的人，是张佩纶的孙女，按辈分，我要叫她姑奶奶。可是张家的事情，张爱玲确实不了解。”张守中先生这样告诉记者。
在谈到辛亥革命清军失守南京，张先生说：“比如说，谈到辛亥革命中清军失守南京一役，张人骏被人丑化成‘箩筐总督’，就是从张爱玲那里传播出来的。张爱玲小的时候，听一个年轻女佣告诉她，张人骏是‘坐着箩筐在城墙上缒下去’逃走的。其实那个年轻女佣没在张家待多久，并不熟稔内情。我们幼时从家中老人听到的情况完全不同。
“张人骏的外孙徐世英老人告诉我们，张人骏在南京有一个家人姓李，外号‘李大个’。当年革命党打过来，南京已经防守不住，张人骏翻过院墙，由‘李大个’把他背了出去。张人骏晚年住在天津，因为年高辈尊，有人来拜见时一般是不起身迎接的。可是‘李大个’过年来看他，张人骏总要起身相迎。张人骏去世后，张家迁居北京，20世纪40年代住在前拐棒胡同，‘李大个’还不时到张家探望。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李大个’的儿子李富一还与张家有来往。
“徐世英老人生于1899年，较张爱玲年长二十多岁。其实徐老先生讲的‘李大个’的故事，在我的父辈尽都知晓。总之，张爱玲幼小时听年轻女佣说的‘张人骏坐箩筐逃离南京’，很不靠谱。”
张爱玲《对照记》说：“革命党打到南京，二大爷坐着箩筐在城墙上缒下去的。”又说，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看到一本《端纳传》，上面提到一个坐着箩筐缒城逃跑的总督，她觉得就是自己的“二大爷”，不过“也还不十分确定是他，也许因为过去太熟悉了，不大能接受”。
《对照记》展示了一张照片：幼年的张爱玲坐在两位妙龄女子中间。张爱玲对照片的说明是：“左边是我姑姑，右边是堂侄女妞儿——她辈分小，她的祖父张人骏是我祖父的堂侄。我至多三四岁，因为我四岁那年夏天我姑姑就出国了，不会在这里。”并说：“‘他们家穷，因为人多’，我曾经听我姑姑说过。他多少是个清官，不然何至于一寒至此。我姑姑只愤恨他把妞大侄侄嫁给一个肺病已深的穷亲戚，生了许多孩子都有肺病，无力医治。妞儿在这里的两张照片上已经定了亲。”
张守中先生则指出：“《对照记》中的两张照片，我一眼就看出是我姑姑张象(又名张瑟若)与张爱玲的合影。张瑟若比张爱玲大13岁，她嫁到福建邵家，是我爷爷张允方做的主。邵家是福建名门书香世家，张人骏的妹婿邵积诚与张佩纶、张人骏同朝为官，交情莫逆。我爷爷说：‘张、邵两家的关系不能断!’于是便把自己唯一的女儿嫁给了邵积诚之孙邵循悫。这些也是20世纪80年代我调查家史时听表大伯徐世英老人说的。
“张爱玲对邵家的情况并不了解，因为她只有幼时在天津居住，年纪才不过四五岁。我姑姑的三个孩子与我们年龄相仿，一起长大。三位邵家表兄享寿都超过古稀，并没有一个患过肺病，《对照记》所云实属误传。”
张爱玲对家族的记忆是模糊的。她自述：“我祖父出身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比三家村只多四家，但是后来张家也可以算是个大族了。”实则张佩纶祖籍丰润大齐坨。在京东一带，村庄的命名方式可谓“百里不同俗”，“坨”是丰润很有特色的地名，前面一般冠以姓氏。大齐坨世居张、刘两大姓，张氏以耕读传家，读书应举的人较多，经济条件也较好，刘氏则读书人寥寥无几。
穆时英的妹夫周黎庵在《古今》上撰文介绍张爱玲。文中说道：
询其家世，初颇茫然，仅谓先祖父母在《孽海花》中颇有一段Romance云。余大疑，南海侍郎于《孽海花》中初无恋爱事迹可稽，有之，其唯丰润。乃询其籍贯，则河北也;询其父之外家，则合肥也。遂告女士以丰润之后，亦既恍然。
原来她到了二十多岁、出了大名以后，还不清楚自己的家世，靠着小说的影射和朋友的推测，才知道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佩纶。
“张爱玲《天才梦》写她三岁时见过年近八十的张人骏，文中她称张人骏为‘二大伯’。没错，她祖父张佩纶是张人骏的堂叔叔。有意思的是，张爱玲居然比他的“二大爷”张人骏小75岁。
“大家都知道张佩纶和张人骏是叔侄，可是做侄子的反而比叔叔大。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与张人骏的祖父张印坦是亲兄弟，二人分别生于1798年和1801年，印坦只小印塘三岁。但张印坦的三个儿子却比张印塘的六个儿子都大得多。原来张印塘生儿子之前，已经育有七个女儿。虽是一家人，两边的作风却不太一样。张印坦这一脉，家礼严格，一般不准纳妾，比如张人骏的儿子中，只有张允出任外交官时从德国娶回一位洋夫人，我们小时在背地里唤她‘洋奶奶’。而张印塘一脉则往往有夫人也有妾，比如张佩纶就有朱、边、温、李四位伴侣。结果就是张印塘后人——张爱玲所属的一支辈分大、岁数小。”
张爱玲的散文《天才梦》回忆道：“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张人骏忠于清朝，一生无法解脱，小儿不知原委，正刺到他的痛处。
“张爱玲是张佩纶的孙女，因为张佩纶死在南京，所以他的后代多在江南。我在抗战时开始记事，当时张家北方一脉大都生活在北京和天津，只有张佩纶后人在上海，不过两边仍然保持着接触。
“张佩纶的侄孙张允傥先生从河北省工商银行退休，住在石家庄，与张爱玲同辈的张允傥先生见过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他说张志沂是个很和蔼、很有才华的人，堂婶孙用蕃则温柔而知书达理，并不像张爱玲书中描画得那么刁恶。张志沂很爱他的女儿，张爱玲出走后，她的房子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摆设，谁也不许进去，连对孙用蕃都是禁区，只有张志沂没事时就会进去坐坐，发上一会儿愣。”
张允傥祖父张佩绪幼年也在苏州、上海，据闫红《她们谋生亦谋爱》介绍，他6岁那年，曾和家门里另外两位兄弟去张志沂家拜年，每人得了100块银元的压岁钱——相当于那时一位白领两个月的收入。
“张佩纶辞世很早，享年55岁，那时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和姑姑张茂渊只有7岁和2岁，只有佩纶次子张志潜已经中了举。张志潜先生收集父亲遗文纂为《涧于集》，他晚年也住在上海。时移世易，阻途间隔，分散各地的亲人走动渐少，很多人都模糊了祖籍和家世。张志潜的孙子中科院院士张恭庆先生说自己快八十岁的人了，因为自幼生活在上海，对张家北方一支知晓很少。”
张恭庆是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数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高校数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他曾任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1998年-1999年)，第七届中国数学会理事长(1996年-1999年)，还是许多国际数学核心刊物的编委。
我写张人骏，就是八个字
张守中先生告诉笔者：“要是我来写张人骏，就是八个字——‘为官清正，爱国爱民’。”
“我整理过《张人骏简谱》，现在又正在编写年谱。张人骏生于1846年，幼年聪颖，中举早于叔叔张佩纶、哥哥张寿曾6年。1868年23岁时就中了进士，1890年45岁才外放广西，足足做了22年京官。当京官时，他和清流党中人交往极多，经常在一起聚会。他儿子张允亮撰写的《先府君行述》记载，‘府君供职京师，于是与幼樵公及兰州吴公可读、仁和吴公观礼、钱塘汪公銮、吴县吴公大、南皮张公曾、闽县陈公宝琛、姑父侯官邵公积诚以道义气节相砥砺，朋游极盛，后皆为一代闻人。’这些年轻有为的高才，大都是他的进士同年，一起在翰林院做官，留在皇帝身边储才养望。张家叔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可是两人性格才长不同。张佩纶比较张扬，奏疏写得极好;而张人骏比较沉稳。
“从《涧于日记》和《涧于集》看，张人骏和张佩纶经常一同到张之洞处饮酒赋诗，交情是很深的。《先府君行述》还写到壬午年张人骏出学差，主持四川乡试时，曾经应山西巡抚张之洞邀请，绕道太原会面。此行张人骏在山西见到很多当地官员，他的清廉与干练给山西布政使张联桂、太原府知府马丕瑶等高级官员留下很好印象，所以他后来外放担任广西按察使等职务时和张、马等人共事非常愉快。
“自同治朝入仕算起，到辛亥革命下野，张人骏为官43年，官职到正一品，军政大权在握，办了不少大事。”
张人骏外放后任职升迁的履历与张之洞十分接近。比起张之洞的广纳贤才、勇于任事、引领时代潮流，张人骏可谓低调。晚清督抚大员中，端方、袁世凯、岑春煊都比他引人注目。但张人骏沉稳务实、通达开明、重视教育，主持近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多成就。特别是张人骏擅长处理对外事务，维护主权和领土，的的确确有大功于国。
1907年秋，英国军舰多次测量广东惠州海面，两广总督周馥放任不理。张人骏接任总督以后，立即照会英国领事，通过多方交涉，终令英舰停止测绘。他力争国权，有礼有节，颇令各国尊重。港督卢嘉曾偕夫人拜访张人骏夫妇，双方酬酢得体，“粤人以中国有此体面外交，莫不交誉”。
1908年，日本大阪轮船株式会社“二辰丸”号火轮在广东海域走私军火，被当场查获。张人骏立即照会日本领事，并依法将赃物全部充公。日方船主百计狡赖，日本政府也以撤回使领馆人员相要挟。清外务部屈于压力，准备妥协，但张人骏坚决反对，终于打消日人气焰。
1909年，张人骏奉命筹备开办西沙群岛事务所。他亲自制定了《复勘西沙岛入手办法》大纲十条，组织人手“择其相宜，修造厂屋，并筑马路，安活铁轨，以资利运”，并且与日本浪人坚决交涉，为祖国收回了东沙岛。为了纪念他的丰功伟绩，1935年南沙群岛西部的一个珊瑚暗礁被命名为“人骏滩”。
上海世博会圆了中国人百年的“世博梦”，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很少有人知道，1910年张人骏曾在南京组织过一次全国规模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当年南洋劝业会成功开办，国人的欢欣鼓舞较上海世博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家庭生活，张佩纶和张人骏都有很多难处。因为张印塘和张印坦都是五十多岁就去世了，张人骏的哥哥寿曾也捐馆甚早，享年仅36岁，家中老幼甚多，负担很重。张人骏全靠他的寡嫂主持家政，才能够游宦各地。所以在他的家书和日记里，对嫂子充满了感激。
“他自律很严，对家人的要求也很严，读一读《张人骏家书日记》里他对长子张允言的训诲就可以感受到这种严格。治家严谨是他传下来的家风。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积庐’，张佩纶《涧于集》里有篇为张人骏写作的《积庐记》，指出斋名的涵义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由于张人骏为官清正，张家的生活可谓清寒自守。民国时期，遗老聚集天津，张人骏在他们的圈子里是有名的‘穷张家’。天津有很多历史风貌建筑，都是欧洲风格的小楼。遗老们都居住在这样的小洋楼里，唯独张人骏的房子比其他人家要差许多。那座房子还在，位于天津湖北路一号。”
张人骏居住条件有多艰苦，读一读张爱玲的描述就能明白。那座阴暗的老房子，给幼年张爱玲留下很深的印象。《对照记》里记述过张爱玲小时看望张人骏的经历：“路远，坐人力车很久才到。冷落偏僻的街上，整条街都是这一幢低矮的白泥壳平房，长长一带白墙上一扇黝黑的原木小门紧闭。进去千门万户，穿过一个个院落与院子里阴暗的房间，都住着投靠他的亲戚。虽然是传统的房屋的格式，简陋得全无中国建筑的特点。”
张守中先生展示了一份未经披露的新材料——《先府君行述》稿本。这本手稿2013年夏天刚刚发现，没有署名，但根据内容可知系张人骏之子张允亮1927年所作。张人骏的家世和生平记载都很详细，可补史料之阙。《先府君行述》告诉读者，张人骏原配韩夫人和继配陈夫人共育有六子二女，都成为社会贤达：“长允言，光绪己丑科进士，候补三品京堂;二允襄，陕西同官县知县;三允方，民政部主事;四允恺，二品荫生，驻德使节三等参赞官;五允亮，举人，度支部主事;六允靖，一品荫生，分省补用知州。”
张允言，字伯讷，1869年生，1889年就中了二甲进士，当时年仅21岁，故有贺联称赞他“三百人中最少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户部委派他赴日本考察洋务。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筹设户部银行，将造币权收归中央，他和徐世昌、陈璧主持其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后来改名大清银行，张允言以三品京堂衔任银行总监督，也就是中国头一个央行行长。他主持银行直到将之移交民国财政部，改组为中国银行。为了培养金融人才，张允言还创办了我国第一所金融专科学校——大清银行学堂。
张允恺是著名外交官，光绪末年出使德国，先后任清朝和中华民国驻德国大使馆秘书、参赞及代办等。驻德国兼丹麦大使颜惠庆离任，张允恺被任为代理驻德国及丹麦大使，1924年前后回国。1926年至1928年任北平市政公所佐办(相当于副市长)，后任颐和园管理所所长，兼任交通部与德国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北平站经理。1932年追随溥仪去东北，任伪满洲国宫内府掌礼处处长。
张允亮是文献学大师，后文另有交代。
张人骏第三、第四代后人也同样人才济济。据张守中先生介绍：“张人骏孙辈有三人在民国初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即张象昀、张象、张象昶。象、象昶是张允言之子，他们都是著名的建筑专家，在民国年间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的建设事业——机场、铁道、首都北京作出了贡献。新中国建国十年‘十大建筑’中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
“张象1932年担任中东铁路博克图站站长时，不畏日本侵略者的刺刀，智斗敌人，掩护了抗日队伍。他1957年和1960年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成员先后赴瑞士和莫斯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协助国务院专家局对美籍中国学者做了大量争取工作。张象昶则多才多艺，在业余生活中是位短跑运动员和京剧名票。
“张人骏最小的孙子张象耆生于1920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从辅仁大学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张象耆是艾思奇的学生，所以化名为‘艾地’，后来又因为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重名，所以再次改名艾力农。晚年他任职中央党校教授，享年八十五岁。”
艾力农是我党的农村问题专家，并在《文子》研究方面颇有影响。张大中《中共地下党员的口述史：我经历的北平地下党》介绍，他是在1942年6月到1943年上半年间，经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进入根据地的。走过这条秘密交通线的还有艾伊、黄熹、方衡、陶章、王湘、黎明等30余位革命者。
“张人骏的后人，也有在海外工作的，比如物理学家张守廉，享年94岁，而张守廉是张象的长子，也就是张人骏的长曾孙。他在美国工作，最近刚刚逝世。”
张守廉，国际著名电机工程专家，1937年进入西南联大，1941年秋入研究院，师从古典力学大家吴大猷。后考取庚款留美。纽约州石溪分校电机系主任，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会士。
在西南联大就读研究院期间的张守廉与杨振宁和黄昆两人住一个寝室。三人经常展开激烈辩论，因此号称“三剑客”。指导过他们的导师有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吴有训教授、著名学者周培源教授和数学家陈省身教授等。
杨振宁《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这样介绍他们三人的交谊：
我们所读的课程里，两个是吴大猷教授教的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一个革命性的新发展。在1925年到1927年间起源于德国、瑞士、英国和丹麦。吴教授是中国的物理学家中，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训练了最多量子力学学生的教授。我记得当时许多关于量子力学的讨论都是在吴教授的演讲之后进行的。通过这些讨论，我开始认识了黄昆的为人和他学物理的态度。
一年后，在1942年的夏天，黄昆和我都注册为联大的研究生。黄昆跟着吴大猷教授做有关天体物理学里原子和分子问题的论文，我跟王竹溪教授做有关统计力学的论文。当时研究生的补助金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都在找教学职位来增加我们的收入。我父亲的朋友徐继祖先生，是昆华中学的校长，他安排黄昆、我和张守廉(另一位物理学研究生)，到昆华中学教书。三个人分了一个教师的位置，而学校安排了一座新建筑角落里的一间房间给我们三人住。
那所中学距离联大差不多三公里。我们三人白天经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我们的房间睡觉。因为大学校园内没有供应食水的设施，所以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到中学以前，花一个或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那些茶馆集中于大学附近的三条街上。通过那些喝茶的时间，我们真正认识了彼此。我们讨论和争辩天下一切的一切：从古代的历史到当代的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最近看的电影里的细节。从那些辩论当中，我认识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他的对手的习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
茶馆的客人们包括种种人物，有不少学生。可是大多数的茶客是镇民、马车夫和由远处来的商人们。大家都高谈阔论，而我们通常是声音最大的。有时候，正当我们激烈地辩论时，会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声音太大，大家都在看着我们(这种意识并不一定使我们停止辩论)。可是一般来说，学生们和其他茶客之间并没有不和的气氛。
……
衬着这种背景，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Copenhagen)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看海森堡(Heisenberg)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
我们的生活是十分简单的，喝茶时加一盘花生米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可是我们并不觉得苦楚：我们没有更多物质上的追求和欲望。我们也不觉得颓丧：我们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和快慰。这种十分简单的生活却影响了我们对物理的认识，形成了我们对物理工作的爱憎，从而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历程奠定了基础，这是我们当时所没有认识到的。
与黄昆和张守廉的辩论，以及我自己做教授以后的多年经验，都告诉我：和同学讨论是极好的真正学习的机会。
张守廉后来改念电机与控制论，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现在还健在，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教授。黄昆后来在英国得到博士学位，在固体物理方面有重要贡献。于1950年初回国，引进半导体物理学到国内，开启了中国的半导体研究。他于2001年获中国最高科技奖，于2005年去世。
这篇文章没有告诉读者，杨振宁与张守廉两位先生的交往中还有更生活化的一面。《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写道：“那个时候张守廉的妹妹张守慧偶尔也会到杨家来，杨武之(著名数学家，杨振宁之父)本来有意要介绍给杨振宁的，但是杨振宁并没有兴趣。有一次杨振玉(杨振宁的妹妹)和张守慧到昆明最热闹的南屏街上去，看到玻璃橱窗里面有一个铝做的小飞机非常好玩，还有会转动的螺旋桨，杨振玉看了就停下来不走，意思就是想要张守慧买给她，后来杨振宁知道了，就骂了杨振玉一顿。”
三人的友谊非常经得起考验。1943年杨振宁参加清华第六届庚款留美考试时，他的好朋友黄昆和张守廉都躲开了杨振宁投考的物理项目，黄昆考的是气象，张守廉考的是无线电。
“张印塘的六个儿子里，佩经、佩统、佩绶、佩绂均英年早逝，只有佩纶、佩绪留下有后人。张佩绪久居芦台，人称‘九老爷’，家产丰厚，他长子就是段祺瑞政府大员、书法家张志潭。张志潭做过内务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和财政整理会会长，皖系军阀失败后退居天津。张佩绪、张志潭的墓地现均保存在丰润。”
有情有义的张人骏
展开丰润张家谱系表，张守中先生饶有兴致地指点：“张寿曾和张人骏两支的男丁加起来，只有十二人，可是家里大排行下来却有十三人，这是件奇怪的事。”
“排行第十的不姓张，而姓邵，家里人都称他邵十爷，”守中先生说，“张印坦的长孙和次孙是张寿曾、张人骏，张人骏幼名寿康。张寿曾早逝，他的儿子们随张人骏成长。除此之外，还有邵十爷参加排行。从《涧于集》和《涧于日记》中可以看到一位邵积诚，号实孚。《涧于日记》记载邵积诚和张氏叔侄交往的文字极多。他是福建闽侯人，戊辰科进士，与张人骏、陈宝琛是同年，也是清流党中人。邵积诚有一个特点，过去迷信的说法叫克妻。他很不幸，夫人娶一房殁一房。张人骏不信邪，依然把妹妹嫁给他——结果也早早病故了。张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邵幼实。幼实小小年纪就没了母亲，张人骏心疼外甥，把他接到身边抚养。”
邵积诚字允朴，号实孚。他长张人骏一岁，是张佩纶、张人骏的好友。曾担任御史，并和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宝廷、邓承修、黄体芳、张楷、李端、邓庆麟等人在明代忠臣杨继盛旧宅“松筠庵”集会，抨击朝政，人称“松筠十君子”。
邵积诚喜欢弹劾“声名素劣，众所不齿”的恶劣官员，揭露他们“卑鄙无耻”的行为，比如“买妓为妾”、“广置房屋赁作妓寮收取租息”等。他后来历任四川学政、贵州按察使、布政使、护理巡抚，也是省一级的主官。英国卫理公会联合传道团牧师塞缪尔·克拉克(SamuelRClark)的名著《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在第八章《在花苗中传教》中，记载了邵积诚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参与“东南互保”的经历，文中称邵积诚为“代巡抚”。
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一年开辟了中国历史和整个中国传教史的新纪元。在那年六月底，贵州代理巡抚收到了慈禧太后用电报发来的密令，指示他将该省所有的外国人处死。大约一个月前，凑巧姓王的那位巡抚去世，他是一个强硬的排外者，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这项密令肯定会被立即执行，代巡抚(原主管财政)是位豁达大度、见解开朗的人。当电文抵达时，他对此事该如何处置筹措不定。省府其他一些高官也风闻这项重要电令，其中有三人来拜会他，询问此事，这位代巡抚出示并宣读了电文，经过一段时间沉默后，其中一位(提供消息者不愿透露他们的姓名)先说：“这是皇太后的旨意，应该服从。”又是一阵沉默，另一位官员说：“但以后就需认真地应对外国势力了。”谁都没继续吭声，三位来访者便告辞离别，他们既没有提出任何进一步建议，又没有作出任何决策。
此时，电文内容已在社会上泄露，贵阳、安顺的街头巷尾都在公开流传、议论所有外国人被杀死的消息。正在代巡抚举棋不定时，他又接到刘传义和张之洞两位部督联名打来的电报，要他同他们站在一起，拒绝执行慈禧太后的密令，并保护这些外国人。至此才毅然决心照湖广和两江总督的意见办理。很快，领事的电报也来了，他命令所有外国人撤离贵州，代巡抚为我们派了保护者，传教士先后抵达上海。
塞缪尔·克拉克曾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传教达33年，其中在贵州安顺居住了20多年。《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是他返回伦敦度假时写成的，1911年在伦敦出版，内容相当可靠。
邵积诚还以乡绅身份广泛参与地方事务。1904年冬，由他和陈宝琛、林绍年、刘学徇等福州“十贤”发起成立福建去毒社，以林则徐后人林炳章为负责人。仅仅一年，烟毒之患就大为减少。福建去毒社于1905年成立至1921年结束，历时17年，在福建社团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邵积诚的孙子，邵幼实的长子邵循，号抱初，享年不到30岁;次子邵循愉号怀民，以号行，辛亥年生，活了103岁，今年6月才去世。邵家兄弟俩都娶了张家的姑娘。我的亲姑姑张象嫁给邵循，生有三子。姑姑寡居后与我的三位表兄邵治良、邵、邵遗孙住在娘家。邵家自幼实以下三代都寄居张家。
“1950年大家族分家后，邵怀民还和张允方一支同住，直到他和张象璞结婚方才搬出，另立门户。他在邵家行八，我们叫他八叔。邵八叔和朱家来往密切。他才艺很多，善吹箫、笛，喜欢昆曲，晚年还和朱家一起演戏。邵八叔退休后又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室工作，他的毛笔字非常好，曾负责整理新疆资料，抄写吐鲁番文书。我在北京临摹竹简时居然和他老人家在同一办公室工作两年，可谓奇缘。”
从《张人骏家书日记》里可以知道，张人骏有位外甥名叫邵继全，字伯完，号幼实，因生于寅年，小名老虎。
由于邵循早逝，有关他的材料不多见。只知他曾随同舅舅张允亮参加过《项氏历代名瓷图谱》的整理工作，书中那一手漂亮的小楷就是他的杰作。1940年《中和月刊》上王崇焕的《印林清话》里一则关于他的记载，题为“邵完公”，言其诗文书法俱有可观。
邵怀民是著名诗人、书法家和曲友，擅长旦角，著有《双红梅楼吟草》。他晚年曾自述：“我少年时即喜音乐，十余岁习皮黄须生，对谭派祖师爷的十三段唱片至今犹能记忆。后来转习青衣，专攻梅派，曾师承孙怡云、王幼卿、萧连芳、李凌风。学过《祭江》、《虹霓关》、《四进士》、《御碑亭》、《醉酒》等十几出。1938年入昆曲研究会习昆曲。1956年北京昆曲研习社成立，即参加曲社。”邵怀民94岁高龄时尚粉墨登场，彩唱《小宴》、《赐福》。他在北京文化界年高辈尊，后学们用他在家中的称谓，亲切地称呼他“邵八叔”。
邵治良是邵幼实长孙，北京大学毕业后参军。据《上海地区老雷达兵回忆录》，1951年1月，他到上海五角场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所属的雷达修配厂驻地学习。同去的还有来自上海的上海交大学生11人、复旦大学7人、同济大学1人、沪江大学2人，以及来自北京的北大学生5人、清华学生4人、燕京大学2人、辅仁大学3人、北京师范大学1人、北京农业大学1人、华北工学院7人、华北革大5人。
后来邵治良在空军第二研究所工作，成为我军重要技术专家，他被评为“我国军用方舱技术奠基人”。
邵家不仅和张家通婚，还与陈宝琛家多次结亲。陈宝琛的孙子，复旦大学教授陈绛撰文说，陈宝琛的侄子和儿子分别娶了邵积诚的第二、第三女，陈宝琛一个侄女则嫁邵积诚之子邵叔焕。
邵循恕《先祖邵积诚公事略》中说，邵积诚有四子、十四孙，其中出名的还有蒙古史权威邵循正。
邵循正1924年入福州英华学院，1926年初考入福州协和大学，同年夏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修国际法和国际关系。1930年毕业后，又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改学中国近代史;同时受教于陈寅恪，开始钻研蒙元史。1934年初，由清华大学保送欧洲留学，先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院从伯希和等人学习蒙古史、波斯文，次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研蒙古史。1936年邵循正从欧洲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清华大学南迁，先后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递升为历史系副教授、教授，讲授蒙古史、波斯文和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并指导研究生。1945年被英国文化委员会聘请为牛津大学访问教授，并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和鲁文大学短期讲学。1946年冬回国后，继续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元史、清史和中国近代史;解放前后，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政治系兼授元史。
张人骏的有情有义还反映在另一件事上，守中先生介绍：“韩氏夫人为张人骏生育了两个女儿——张允淑和张允和。张允淑嫁给了福山王崇燕，就是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的长子。王崇燕是位才子，可惜身体不好，在科场上吐血，20多岁就去世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王懿荣受命于危难，担任京师团练大臣。东便门失守，他见事不可为，吞金自尽未死，于是携谢氏夫人、长媳张允淑，还有张允淑10岁的儿子跳井，满门殉国。幸好跳井的一刹那，家人把小孩拉住，给王家留下一支根苗。
孤苦的王家公子也在张家长大。他的长子王宪钧是北大哲学系著名教授，留学德国，讲授逻辑学，著有《数理逻辑引论》。王宪钧生于1910年，熟悉张家往事，并且保留了张允淑的遗物。我调查家史时得到他很多帮助。1993年我整理出版《张人骏家书日记》寄给他过目，当时他已在弥留，书送到病床边，没来得及阅读。王宪钧是王懿荣长曾孙，他也整理王家的资料，发现张允言兄弟给张允淑的信。信写在王懿荣殉国前不久，谈及时事，有史料价值。
张人骏的师爷姓陶，张象的夫人和王宪钧的母亲都是陶家的女儿，两位陶夫人是姐妹。所以王宪钧和象后人越发亲密。张象的长子是物理学家张守廉，女儿张守仪则是清华大学留美的建筑学教授。”
王懿荣不仅仅是甲骨文的发现者，他还是清流党的政治家，张佩纶《涧于集》中写给王懿荣的信数量很多。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王懿荣壮烈殉国，留下一篇慷慨沉着的绝命辞：“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
光绪二十九年，北京东城锡拉胡同王宅东院被辟为“福山王文敏公家祠”，祠内有碑，碑文是光绪皇帝亲自落款的《赠侍郎衔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祭文》和樊增祥撰写的《王文敏祠堂记》。院内井上建亭刻石，铭曰：“福山王文敏殉难处”。现在他的老家烟台市有王懿荣广场和纪念馆，张允淑的蜡像也在馆中。
亲朋姻娅尽闻人
说起丰润张家的亲戚，最有名的大概是三位：王懿荣、李鸿章和袁世凯，文化界尽人皆知，可是其中的委曲，就只有个中人才知晓。张守中先生告诉记者：“张允亮的夫人，我的十二奶奶是袁世凯的长女。她活到了解放以后。当年袁世凯任职朝鲜，在那里娶了朝鲜姑娘，十二奶奶就是朝鲜姑娘所生。革命者张象耆(艾力农)是她的儿子;她还有一位女儿张象璞，生于1922年，从故宫博物院退休，现在还在世，住在老年公寓里养老。象耆、象璞兄妹由于有朝鲜族血统，长相都微带朝鲜族特征。这些特征不太显眼，外人一般看不出来，但熟悉情况的亲人却能感觉到。
“袁世凯死后17年，张人骏才离开人世。他们早年虽是朋友，但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后来又称帝，张人骏却忠于清室，两人因此断了来往。十二爷允亮和十二奶奶倾向张人骏，所以后来和袁家来往不太多。”
陈一《甘随笔》中有一条“张人骏反对袁世凯”：“张安圃制军(人骏)之长子允言，与袁项城之长女结朱陈之好。自项城为总统，制军尝切齿曰：‘袁世凯欺人寡妇孤儿，已取天下，其罪视曹孟德尤过之。’公子顺承意旨，常托故不见项城。妇以夫故，亦鲜宁家。制军喜曰：‘此佳儿，贤妇也。’”笔记的内容与张守中先生叙述接近，却把张允亮当成了他的大哥，大清银行总监督张允言，可谓乱点鸳鸯谱。陈一是当时重要的老派文人，办的《青鹤》杂志很受清遗老们追捧。他作为袁世凯、张学良幕僚，在天津、北京活动多年，照理不应如此粗疏。承张守中先生告知，张允言的夫人其实来自太仓名门顾家。苏州顾家元代出过顾瑛，清初有顾炎武，是极悠久的望族。
说起来，张佩纶和袁世凯也攀得上亲。张佩纶的长子张志沧和袁世凯的六子袁克恒分别娶了陈启泰的女儿，两人成了连襟。张佩纶的三子张志沂——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和袁世凯的七子袁克齐又分别娶了孙宝琦的女儿。
根据方志和《涧于日记》等材料，在张印塘发迹以前，丰润张家联姻的对象多为京东本地的读书人家，从张印塘、张印坦兄弟入仕并且官声大振开始，张家的儿媳往往来自高层文化圈子。张守中先生出示了一份未发表过的一手资料——张镇的笔记手稿。张镇，张印坦之子，《丰润县志》有传。他颇有文才，但因腿部残疾，未曾出仕。《笔记》一部分写于清咸丰四年，由于经历了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保存欠佳。掀开破碎的扉页，满纸潇洒的细字跃入眼帘，书法精绝，令人赞叹。另一部分题为《登楼记》，写到同治五年张人骏的哥哥张寿曾娶妻，父亲张泽仁在松江做官，脱身不得，故由叔叔张镇操办婚事。亲家祝氏，是给皇家供粮的巨商，人称“米祝家”，非常出名。当时张人骏20岁，刚从家乡丰润探亲归来。张守中先生说：“后来张人骏孙子张象照的夫人也出自米祝家，张祝两家有两层姻亲关系。”
“米祝家”在明代就富甲一方，清代史料中，这个家庭的身影时时隐现，比如“天理教”林清的副手祝某，据说就是在“米祝家”的掩护下逃脱了清廷的追杀。祝家在北京有座花园，比《红楼梦》里的大观园还引人入胜。清代重要的笔记《天咫偶闻》说：“崇文门外板井胡同，祝姓人称‘米祝’，自明代巨商，至今家犹殷实，京师素封之久者，无出其右。祝氏园向有名，后改茶肆，今亦毁尽。”花园改为茶肆，可能是为了出租取利。当时北京各大商号富户，如米祝家、同仁堂乐家、瑞蚨祥孟家、外馆(专门作蒙古生意)沈家等，都拥有不少房产，靠“吃瓦片儿”营生。有关这座花园，历史小说家高阳认为：“‘祝家园’在清初每见诸诗人笔下，据说游三日不尽，其深密可想。园毁在道光以后。”则张、祝两家结亲时，这座神秘的名园依然无恙。说来也巧，张家似乎和这些名园有缘。张佩纶和夫人李菊藕在南京的住宅，是清初戏剧家李渔李笠翁出手设计的张侯府，首位主人即平定三藩之乱的名将张勇。据有些红学家说那就是“大观园”的原型。
张先生说：“张人骏的大家庭，最初由嫂子祝夫人管家，1903年祝夫人在北京去世时，正担任河南巡抚的张人骏写信给张允言说，有你伯母管家，我才能宦游南北。
“民国初年张人骏本来住在青岛，一战时日本向德国宣战，进攻青岛德租界，张家因此迁到天津。到20世纪二十年代，溥仪住在天津张园，天津集中了一批遗老，比如商衍瀛、罗振玉，还有湘军老将陈湜的孙子末科进士陈毅等等。1920年前后，张人骏和他们在天津来往很多，所以张人骏的孙辈大多是和这些大家巨室结亲。张人骏的孙子迎娶的都是遗老的后人。比如我母亲就是湘乡陈湜的后人，我父母的婚事由陈毅执柯。”
此陈毅不是开国元帅陈毅，而是民国初年一位极活跃的政治人物，复辟派的智囊。陈毅，字诒重，号郇庐，1871年生，1929年去世。光绪三十年中了进士以后，他做过邮传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提调等中级官员。那时他还只以文章、学问出名。不久清室退位，民国成立，陈毅成了坚决的复辟派。民国二年，他住在青岛，与恭亲王溥伟密谋，准备拉拢一批军阀起事，史称“癸丑复辟”。陈毅为起事起草了“檄文”。后来辫帅张勋复辟，也是他联络策动。张勋墓前的神道碑，就是他撰文书丹。如果抛开复辟的事情，陈毅说得上是大师级的藏书家和历史学家。他尤其擅长《魏书》和蒙古史研究。
“前面说过，张人骏大女儿张允淑嫁到福山王家;她的胞妹张允和则嫁与天津徐嘉楠，即大总统徐世昌的堂叔。张允和三个儿子叫徐世英、徐世荫、徐世蘅。以前张佩纶娶了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藕，抗战结束后张家又和李鸿章家再次结亲，李鸿章的孙子李宇龛迎娶了张人骏的孙女张象珠。这样两家的辈分有些乱了。
“我爷爷张允方长子张象昀的夫人是商衍鎏的大女儿商孟蓉，也就是商承祚的大姐。商承祚当时随罗振玉学甲骨，而商衍瀛的女儿，按大排行来算的商家四小姐，嫁给了罗振玉的幼子、故宫博物院文字学家罗福颐，所以张、罗两家连襟。1991年我去吉林大学讲课，借机到大连看望罗继祖表兄。当时高龄的罗继祖已耳目不灵，所以只能笔谈。他说幼年见过张人骏，对张人骏很赞佩。1993年我出版《张人骏家书日记》，送书给他，他在《团结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高度评价张人骏在两广总督任上维护国权，对列强不示弱的刚烈作风。
“我十一大伯张象昱的妻子是溥仪重臣胡嗣瑗的女儿，十二大伯的夫人则是大学士孙家鼐的孙女。故宫的清史专家朱家，与张家也有姻亲关系。张人骏最小的儿子允靖娶的是吕海寰的女儿。续配夫人是萧山朱氏，故我管朱家先生叫表叔。我没见过吕十三奶奶，只见过朱夫人。现在我调查家史见到一些珍贵的老照片，是由朱夫人的孙辈给我提供的。”
张先生谈到的人物很多，勾画出了一幅文化地图。商衍鎏与他的兄长商衍瀛都是著名学者和书法家。商衍鎏是清代末科探花，还在德国汉堡大学教过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商衍鎏的儿子商承祚是古文字学的宗师，也是楚文化考古的祖师。
罗振玉自然无人不知，罗继祖却值得介绍一二。他是著名史学家，除了研究东北历史，还特别喜欢研究掌故和野史，他的小品文精彩之极。
吕海寰，法学家和外交家，曾出任外务部尚书，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者。朱家，响当当的文博大家和戏曲票友。老家浙江萧山，不过从他高祖吏部尚书朱凤标开始移居北京。他父亲朱文钧，1902年作为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进了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回国执掌财政部盐务署。
“张佩纶的孙子张允侨娶了陈宝琛的女儿。张允侨，号子美，以号行，是出色的翻译家。陈夫人有两个儿子，长子张恭庆，次子张恭慈，恭庆是中科院院士。张子美父子分几次把张佩纶很多珍贵藏书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张子美父子捐献图书的事迹很受社会关注，媒体有不少报道。
书法世家：文化也是垄断的
小时曾到俞平伯家玩耍，学书法拜的老师是邓散木和商承祚，启功先生对他说“久仰”：这些令人羡慕的经历，都发生在张守中先生身上。
张守中先生早年与张颔、陶正刚两先生合作撰写的巨著《侯马盟书》享誉文字学界。他多年从事古文字摹写工作，精心编撰的《中山王器文字编》、《睡虎地秦简文字编》、《包山楚简文字编》、《郭店楚简文字编》、《张家山汉简文字编》是学界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他的篆书和隶书，是当代艺林不可多得的珍品。
张先生讲起他的书学历程：“我20岁从部队转业到山西，从事文物考古工作。1965年侯马盟书出土，我有幸与盟书结缘。
“临摹古文字需要书法技能。我年轻时跟随书法界名流学习。我编工具书，选字严谨、临摹准确，不失真，所以受学界欢迎。以我的年龄，古文字学界的前辈如郭沫若、容庚、唐兰、商承祚、于省吾、陈邦怀，或拜访，或开会，或通信都曾见过。他们对我的书表示赞赏。
“《侯马盟书》在‘文革’中出版，所以我们三位作者没有署名，但此书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冯其庸先生知道这本书以后，托一年轻人介绍，打电话求我一幅字。冯先生很随和。他大我一轮，都属猪。我们是以文会友。冯先生是中国文字博物馆首任馆长，我还结识过张政烺先生、朱德熙先生、李学勤先生以及和我同岁的裘锡圭先生、曾宪通先生。有幸在那个年代和他们相识，请教学业，我很幸运。”
张守中先生与前述几位学者交往的经历，可以在他的《守素集》中读到。《守素集》还介绍过他早年学书的经过，先生于1962年成为邓散木的关门弟子，1964年又向五舅商承祚学书，都是大伯张象昱介绍的。他对记者详述了这段经过：“从1937年到1950年，十三年间，我家四世同堂，五十口人住在前拐棒胡同。我在那里长大。在我刚记事时，张家是我爷爷张允方管家。张允方1940年去世，丧事办得场面很大，主祭者是傅增湘先生。张允方死后则由张允亮主持家政。
“张人骏的儿子里，张允言我没见过;张允襄1903年去世、张允靖1932年去世，我也没见过。教育我的主要是父辈，特别是我十一大伯张象昱。象昱大伯民国初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比周恩来总理小四五岁，在南开时见过周恩来领导的学潮。抗战期间，我家象字辈的男子基本都到大后方，比如我父亲张象晖就是因为车祸死于昆明，我和母亲留在北京，是大伯和叔父照顾我长大。
“张象昱当年讲，文化也是垄断的。文学和书法在现在很普及，但在过去则要靠家学传承。商承祚的长姐是我爷爷张允方的长儿媳，张象昱和商承祚同庚，都属虎。商承祚1922年在天津随罗振玉学甲骨，学金文，我大伯张象昱也在天津，当时他们大概二十岁左右。
“小时在家里，张象昱大伯教我们写毛笔字，他善写小楷。张象昱结交的朋友多是北京文化界的高层。他比启功大十岁，平时结交更多的是俞平伯那批人。他的夫人胡静娟和俞平伯是表兄妹，所以俞平伯常去我们家，我小时候也去过俞老先生居住的南小街老君堂。他的斋号叫‘古槐书屋’，因为房前有棵大槐树。伯母胡静娟还收藏着俞平伯手书的《遥夜归思引》，是一首三千多字的古体长诗，书法极妙，我曾经临摹过一遍。
“1978年年尾，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文物在故宫博物院筹展，‘兆域图’上有四百多字铭文，需要我去临摹。有一天，我独自在展室里临摹，一个老先生悄然进屋，逆时针转圈查看文物。他转到我身边时，我起立向他示意，说：‘我叫张守中，从河北来。’这位先生站得很正，两臂下垂，五指并拢在裤线上，略微低头，回道：‘久仰久仰。’原来他就是启功先生。当时我四十几岁，启先生已经六十多，他对我说‘久仰久仰’，我颇有些不知所云。后来我才知道原委：原来前不久在吉林大学倡议召开的中国古文字学会第一届年会，我临摹的中山三器铭文复印件在会上散发和讨论。启功先生参加了会议，他说‘久仰’是客气话，但也确有所指。会后张颔先生来北京，到启功先生家拜访，邀我同行。当时启先生的老伴儿已经去世，一个人住在小乘巷。后来我和启先生也还有多次交往。
“有一次启先生问我：‘你家画画好的一位是谁来着?’我回答说：是我的七太爷张恂。张恂号孟嘉，生于1887年，他是张印坦的幼孙，张人骏的堂弟。张恂的山水画作闻名京都，40年代他给我大伯张象昱画的一幅山居图经历‘文革’抄家，幸存下来。
“1979年我开始调查家史，因为启功先生认识张允亮，所以我曾向他咨询。启先生当年是通过傅增湘介绍给陈垣，而张允亮和傅增湘、陈垣也是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活动。谈到张允亮，启先生说：‘十二爷啊，我记得的。’
“启先生是老北京，知道一些张家的事情。张家在北京聚族而居时，男孩都在育英中学读书，女孩都上贝满中学——这是两所历史特久、质量最好的教会学校——大学则多上辅仁。启功先生在辅仁教美术和文学，我家象字辈很多人都是启功先生的学生。启先生年岁虽小，教书的资历却深，又一次，他问我：你是‘南皮张’还是‘丰润张’?听说我是‘丰润张’。他听后又说，我年轻时到过你们家啊!启先生1912年出生，比我大23岁。他到我家是来看胡嗣瑗写字。1947年我11岁时，胡嗣瑗来我家小住，我叫他‘胡外公’。胡外公在方桌上写字，我记得周围有六七个人围着看，我哥张守刚给抻纸，我也挤在其中。
“启先生说曾在我家看胡嗣瑗写字，想必就是那一次。虽然当时我不知围观的都是什么人。
“我记得在我小时，来过我家的文化人还有徐悲鸿、廖静文夫妇。徐悲鸿1919年留学德国，那时我的八爷爷张允恺正担任使馆官员。留学生初来乍到，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而张允恺给了徐悲鸿许多帮助，所以他们关系很好。我小时候曾在我家走廊里堆积的杂物中间发现徐悲鸿给张允恺夫妇绘制的半身肖像，那是一幅油画，他们夫妇身边还画着几个别的亲戚——不知道是写生还是按照片创作的。
“张允恺回国后担任过北京市坐办——相当于副市长——等很多职务，他后来追随溥仪到了伪满，当了溥仪的内廷掌礼处长。1943年，张允恺从溥仪身边退休回到北京，赋闲在家，带着他的德国夫人和我们住在一起。我记得张允恺回到北京后，曾在家中宴请过徐悲鸿夫妇。吃饭的地点是我家前院客厅，席上还有我大堂哥张守宽作陪。守宽大哥比我年长很多，当时已经成人。后来我向守宽大哥印证过这段记忆。张允恺唯一的孙女张守慈出嫁时，家里请戏班表演皮影戏，我和一班同龄人兴奋地挤在人丛中看戏。后来听人告诉我，廖静文女士也在那晚看戏的人群中。前些年廖老来石家庄开徐悲鸿画展，我和她聊起往事，她还记得张允恺的一些家事。
“其实张人骏的字也写得好，他虽不以书法家出名，但台湾学者评价他是书法家、诗人。2006年张人骏诞辰160周年，我编辑《张人骏墨迹选集》，请书画鉴定家傅熹年先生作序，由香港梦梅馆出版，线装宣纸彩印，很精致，成为善本。”
张先生说的“胡外公”胡嗣瑗，是著名的清遗老。他是张勋倚重的谋主，毕生忠心耿耿地为溥仪维护着“皇帝”的体面，并且积极谋划复辟。溥仪《我的前半生》和周君适《伪满宫廷杂记》都能看到很多对他的记载。除了政治方面的翻云覆雨，胡嗣瑗还以文学著称，并且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
胡嗣瑗，字情仲，又字晴初、琴初，号珏士、玉庵，贵州贵阳人。光绪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总办，曾佐直隶总督陈夔龙幕府。辛亥革命前后任江苏金陵道尹、江苏将军府咨议厅长。民国初年因文学声望被直隶都督冯国璋延聘为督军公署秘书长，后随冯赴江苏都督任，颇受信重。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出任内阁左丞。民初随溥仪在津七年，1922年11月25日溥仪传旨，赏胡嗣瑗“在紫禁城内骑马”。1925年3月8日，溥仪在天津张园成立“行在办事处”，由郑孝胥和胡嗣瑗管理总务处，负责“行在”日常事务。胡嗣瑗作为清室驻天津办事处顾问，是溥仪信赖的大管家。1931年追溥仪至大连，为罗振玉、郑孝胥所阻，返回天津，后应溥仪之召，任伪满执政府秘书长，旋因日人不满，改任参议。
张家出名的书法家还有一位张志潭。张志潭，字远伯，他和天津四大书法家之首华世奎交情深厚，曾经给华世奎的女儿说媒。据说天津著名饭店“登瀛楼”的匾额是他所题，为了求他题字，登瀛楼的大厨教他的夫人置办酒席。
张志潭逝世后，其弟张志把他的墨迹辑为《蠡园遗墨》四种：《张远伯手写金刚经》、《张远伯临五圣教序册》、《丰润张子隶书朱柏庐治家格言》、《张远伯篆书楹联集句》。给《蠡园遗墨》题签的有华世奎、陈三立、溥儒、张国淦和陈夔龙。这里面陈三立和张家还颇有一点恩怨，因为他父亲陈宝箴曾被张志潭的伯父张佩纶弹劾，负气隐退七年。
张允亮门前多名士
张人骏子女中，版本目录学家张允亮先生闻名学界。张允亮，号庾楼，清度支部主事、北洋政府财政部任佥事。退出官场后曾在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平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担任过善本部主任、图书馆主任等职务，著有《北京大学善本书目》、《故宫善本书目》、《方志目》、《故宫善本书志》、《故宫善本书影》等书。他与沈羹梅、徐森玉都是傅增湘的好友，被称为“藏园三友”。
张守中先生说：“张允亮生于1889年，40年代他在事业上如日中天。我姑姑告诉我说他是版本学家，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位藏书家，有若干宋版珍本，傅增湘的有些文献著作是向他借书才得以完成。
“听我大伯说张允亮担任过古物陈列所的所长。古物陈列所设在故宫前面三大殿以南，我在抗战胜利后看到的电影新闻纪录片里面，有张允亮陪蒋介石参观故宫的场景。”
民国14年6月，奉军张作霖取消了原来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并成立了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奉方管理委员会)来负责故宫事务。据当年12月3日的《世界日报》报道：“故宫博物院自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对于院务努力进行。闻该院业经聘任梁玉书、杨策、许福奎、李升培、孙树棠、马衡、俞同奎、袁同礼、徐鸿宝、许宝蘅、彭济群、张凌恩、张鹤、张允亮、陈宝泉、许藻、颜泽祺等二十四人为干事，助理一切院务。闻是项聘书，业於前日分别发出云。”
民国16年9月，随着北伐军进入北京，国民政府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易培基派遣代表与奉方管理委员会交接，管理委员会至此结束。6月24日，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宣布以张允亮、马衡、俞同奎、彭济群、颜泽祺、恽宝惠、张玮、谭祖任、张鹤、梁玉书、许宝蘅、袁同礼、沈兼士、陈庆、孙树棠、陈宝泉、杨策、张凌恩、瞿兑之、李升培、许福奎、念京、伦明等二十四人为干事，代表国民政府接收故宫。
“我小时候张允亮经常在家中宴客，请什么人我不清楚，只知道都是文化界高层，傅增湘肯定在内。他们有一个团体，轮番请客。我哥哥张守恒比我大五岁，记得的事情较多，他说张允亮凡请客必有一位‘燕四爷’，不知何人。客人来的很多，很热闹。每逢请客，家门口就会停放很多小汽车——张允亮上下班也有汽车接送，有一赵姓司机。张家老宅四进，宴客的前院客厅平时摆有书箱，开宴则灯火通明。由一位扬州厨师负责备办菜肴。”
张先生说的这个请客团体，可能是所谓“鱼翅会”。20世纪30年代，北京文化界有一个层次很高的沙龙，就是谭家“鱼翅会”。
谭家菜久负盛名。它是由清末大官僚谭宗浚家庭创制。谭宗浚同治十三年中榜眼、入翰林。他是清代首屈一指的老饕，毕生以美食为职志，经常亲自督点厨师烹饪。他的家庭菜流传至今，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菜系。谭宗浚与儿子谭祖任精心讲究饮馔口腹，将广东菜与北京菜相结合，形成了粤菜的最高典范。1909年，谭祖任返京，与如夫人赵荔凤住在米市胡同。“谭家菜”有“食界无口不夸谭”之美誉，京师官僚假谭府宴客是种时尚。三十年代政界、军界、文化界的名流贵要为了享用“谭家菜”，往往提前半月预订。
谭祖任，字青，是张允亮的同事，著名书画鉴赏家和词章家。由于谭家美食声名在外，他的朋友傅增湘、沈兆奎(羹梅)等人在丰盛胡同谭家发起了一个鱼翅会。《陈垣来往书信集》里的一封书信将“鱼翅会”的初期会规和第一次聚会成员展示给我们。全信如下。
援庵先生：
久违清诲，曷胜驰仰!傅沅叔、沈羹梅诸君发起鱼翅会，每月一次，在敝寓举行，尚缺会员一人。羹梅谓我公已允入会，弟未敢深信，用特专函奉商。是否已得同意，即乞迅赐示复。会员名单及会中简章另纸抄上，请查阅。专此，敬颂著安。祖任再拜。一月二日。
此函本拟邮寄，因近日邮局往往拆阅，故专人呈送。又及。
会员名单：
杨荫北、曹理斋、傅沅叔、沈羹梅、张庾楼、涂子厚、周养庵、张重威、袁理生、赵元方、谭青。
定每月中旬第一次星期三举行，会费每次四元，不到亦要交款，派代表者听。以齿序轮流执会。(所以通知及收款，均由执会办理。)
其中的张庾楼就是张允亮。与会者都是书画鉴藏家和版本目录学家。沈羹梅等人或是张允亮早年的同学，或是其同事，或是其藏友。
1933年初陈垣曾借此席面宴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写信给胡适说：“丰盛胡同谭宅之菜，在广东人间颇负时名，久欲约先生一试。明千之局有伯希和、陈寅恪及柯凤荪、杨雪桥诸先生，务请莅临一叙为幸。主人为玉莹先生之孙，叔裕先生宗浚之子，亦能诗词、精鉴赏也。”经常跟着傅增湘、郑振铎参加聚餐的谢国桢说，参加的人常常带一些善本书、书画精品以及其他雅玩，请大家鉴赏切磋。
刘半农曾在日记里记载：“卿粤人，有妾善治馔，推为北平家庖第一，故友朋每借其家宴客，其实拿手菜亦不过数种也，而值较饭庄为昂。”每人四元，的确是要比东兴楼、丰泽园贵一倍多。史学家谭其骧对鱼翅会很是垂涎，却因凑不足一桌十二人而未如愿。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有一首写到鱼翅会：“玉生俪体荔村诗，最后谭三擅小词。家有金懒收拾，但传食谱在京师。”所谓谭三就是谭祖任，玉生为谭祖任的祖父谭莹，号玉生，清代举人，工诗词，擅骈文，精版本，是广东历史上最出色的才子之一。诗下有小注曰：“青有老姬，善作馔。友好宴客，多倩代庖。一筵之费，以四十金为度。名大著于故都。”
“据我大伯张象昱说，郑振铎与张允亮有交往，因为徐森玉和张、郑交往都很多。‘藏园三友’中沈耕梅在上海活动，张允亮可能由他们为介与郑振铎相识。”
新中国成立后，张允亮的藏书捐献给北京故宫图书馆。
张允亮在北京曾与袁世凯次公子袁克文，文化名流徐森玉、周肇祥、傅增湘、李盛铎、周叔，以及他在译学馆的同学沈耕梅、陶益生、言简斋等人密切往来。赵万里、黄裳、周一良等后学晚辈都向这位“张庾楼十二丈”请教过。
劫余记：李鸿章的匾额和陈宝琛①的对联
张先生书房的墙上，悬挂着一卷书轴，字迹挺拔秀美，功力深湛。(见左页图)落款者陈宝琛，是张人骏同科进士，和张人骏、张佩纶都特别要好。张人骏晚年住在天津，陈宝琛常来看他。张先生说：“我家藏有一张照片，是三位老人的合影——我访问陈宝琛的侄孙，清华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陈岱孙，确认中立者为陈宝琛，《先府君行述》也记载，张人骏‘流寓之津’时，‘陈公宝琛时以太傅授读毓庆宫，每于岁首休沐日来会。’”
“家里原本有很多陈宝琛的墨迹，都毁在‘文革’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中我家被抄，这是很让人痛心的事情，也让人很受惊吓。当时我辈年壮者都在外工作，门上还挂着三个‘光荣军属’的牌子，家中只有我祖母、姑母、婶子以及年幼的弟妹，可是风暴来临，照抄不误。”
“十年动乱后期，1975年开始落实政策，首先落实房产。我家住在北京骑河楼，在十年动乱中，房产归公，由房管局统一管理，有七户人家迁入院落，只给房主人留了三间西房。现在房产回归，四合院名义上仍归我家所有，可是已经搬进的七户人家却无处可退，无法迁出。紧接着，被抄走的物资也得到退还。两卡车的书籍物品退回家中，却因为房屋尚被占用而无处存放，只好堆在院里。时我叔父张象照退休在家，他让大家挑些用得上的东西，我就拿了一些碑帖和文房用具。陈宝琛书写的卷轴就这样来到我手中。”
张守中先生还出示记者一张图片：一块残损匾额拓本，上书“明致书屋”四个大字。守中先生说：“这是李鸿章为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题写的斋名。残匾现在保存在丰润区文物保管所，‘文革’时它被当成小学的篮球板，所以前后都被截去了一段。‘明致书屋’大字后本有一段短文述说斋名命意。现在仅存五行残字，约略可以看出其中引用诸葛武侯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云云。承乡小学张敬校长告知，完整的匾额本有落款‘李鸿章书’字样。匾额为1889年秋李鸿章在天津所写，在《涧于集》和《涧于日记》中都可查到依据。”
“这是合肥李家和丰润张家交往的物证。”
张印塘，字鉴湖，号雨樵，张爱玲的曾祖父。嘉庆己卯举于乡，历任浙江景德、建德、海宁、桐庐知县，杭州府知府，安徽按察使等职。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军占领安庆，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奉旨回乡协办团练防剿事宜，得到时为安徽按察使的张印塘鼎力支持。当年五月，张印塘与李鸿章在和州协同作战，抵御太平军西征之军;八月，太平军石达开率部进驻安庆，张印塘与李鸿章共同负责防守水路。在皖北战场上，张、李二人“往往并马论兵，意气相投，相互激励劳苦”。李鸿章称张印塘为“患难之交”，并高度评价张印塘之人品：“余谓古所传坚韧负重者，君始其人。”咸丰四年(1854年)闰七月，张印塘与太平天国石达开部作战时，病逝于徽州军次，李鸿章为其撰写墓表，并悉心安顿其遗属于苏州。所以两家的交情，是铁到不能再铁。
专家一席话，奔波三十年
谈到为何致力于调查家史，张守中先生十分感慨：“1979—1981年，我在北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室工作的三年中，有幸结识了著名的清史专家胡绳武和金冲及两先生——读清史的人都知道他们二位。他们给我讲丰润张家的往事，让我非常惭愧。两位先生讲的故事，触动了我调查家史的心愿。《张人骏家书日记》书稿完成，因为经费问题，等了三四年都无法出版，胡绳武先生就建议我在专业刊物《清史研究》上先发表一部分。学界很需要这样的一手资料，所以文章反响很好。
“《清史稿》将张佩纶的卒年写成1908，这是错误的。经过对张人骏日记的查证，张佩纶卒于1903年，现在学界已经改正了认识。《清史稿》体例规定‘凡殁于辛亥以后者皆不入传’，很多记者弄不懂这个问题，以为《清史稿》不为张人骏立传是因为辛亥革命时他没有守住南京，清廷不原谅他。其实他死时溥仪还到张宅来吊唁。
“由于《清史稿》无传，时间长了，社会已经不了解张人骏的基本情况。各种近代史著作和辞书收录了很多与张人骏有关的条目，可是连张人骏的生卒年都付之阙如。记者们报道有关张人骏的事情时，出了很多错误。比如南京一家报刊，是这样介绍南京城的丰润门：‘在展会筹备期间，为了方便宾客饱览玄武湖，前任总督端方下令在靠近南洋劝业会会场的明城墙上开一座新门。新门位于神策门(今和平门)和太平门之间，未等修好，端方就被调走了。张人骏继任两江总督后，并没有玩新花样，而是扎扎实实地接过前任留下的摊子继续干。不久后，新城门竣工，手下人为了讨好张人骏，将其命名为“丰润门”，丰润正是张人骏的祖籍——河北丰润。’说法完全错误。丰润门在端方任上就已完工，命名‘丰润’只是取其吉祥涵义。刘声木《苌楚斋续笔》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
《苌楚斋续笔》的“丰润门”条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巧合故事：“光绪末年，端忠愍公方任江督时，于后湖滨辟一城门，直通后湖。僚属拟名，皆不合意，自定名曰‘丰润’。未几继任者，即丰润张安圃制府人骏。天津县旧城门有四，文曰‘带河’、‘归极’、‘卫安’、‘镇海’。光绪庚子之役，为外人所毁，尽以其城砖，运归威海卫，建筑码头驳岸。城门首四字，合之为‘带归威镇’四字。岂真有数，不可逃乎。”
“丰润本地一些朋友研究张家历史，很有成就。比如丰润区文化局副局长刘天昌先生的《丰润旧事》，写了很多张家往事。
“我从1979年开始调查家史，当时还有张人骏孙辈的一些长者在世。由于时代变化，大家庭变为小家庭，家人分散各地，家族谱系就很难整理齐全。历经三十年，我才将张印塘、张印坦两支的人名表补齐。
“文革中毁了很多材料，比如张人骏的日记。他为官四十三年，而今只幸存光绪癸卯(1903年)一个年度的日记，其他都散佚无存，不知日后还有无重现的可能。他的家书保存了四本约六万字，是张人骏在任疆吏十来年间写往北京的家信。
“80年代省政协文史委征集河北籍名人材料，所列的提纲中有张佩纶和张人骏。在政协文史委石玉新先生帮助下，1993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我整理的第一本家史文献《张人骏家书日记》。石先生还说到，丰润张家的事应该写成小说……可我哪里会写小说呢!”
家史研究中也有让张守中先生欣慰的事情。他高兴地说：“除了家人的大力帮助外，湖北的陈万华先生虽然并不与丰润张家沾亲带故，但对丰润张家研究却比我深。因为他利用网络到全国各地图书馆搜集材料。最近陈先生为我提供了一则张印坦的材料。张人骏的爷爷张印坦做过江苏丹徒县令，1851年他在无锡捐廉修复的‘清名桥’，有石刻题记纪念这位清廉爱民、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
“在石家庄住着我的本家爷张允傥先生。他特别关注我的家史调查，曾邀我陪他去探访老家丰润大齐坨和祖籍山东无棣张码头村。张印塘以下三代人名谱表多是在他老人家热心帮助之下补齐的。”
2008年张佩纶、张人骏墓地已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关的资料，我们还应继续搜集和研究。这件事要靠大家的力量来推进。
结束访谈以后，记者查阅了历代遵化、丰润方志，并在其中找到张家先人创作的一些文学作品。这里选录张印塘诗作一首，以飨读者：
吊谷应泰
听事堂前牍背高，
飞霜执狱慑权豪。
当年大府真青眼，
六纛风来见我曹。
京东地区历来才人辈出、文宗蔚起，彬彬之盛，不让江南。曹雪芹的老家就在丰润。清光绪年间，文人孙赞元曾选录过一部地方性的诗歌总集《遵化诗存》，书中丰润籍张姓作家颇有人在。他们和本文介绍的丰润张家是何关系，还有待饱学明哲予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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